12月24日，北京“限塑10条”正式发布，按照计划，2025年，北京建成区基本告别非降解塑料袋。

姚佳和她的笔触媒环境科学工作室一直关注垃圾减量问题，“寻找更有效的推动限塑令的手段”是他们的目标之一。

为什么会关注塑料污染问题？这些年北京限塑成效如何？对未来限塑行动有何建议？就此，新京报记者对话了姚佳。

姚佳和她的笔触媒环境科学工作室一直关注垃圾减量问题。受访者供图

2015年看到北京路边树上挂了很多塑料袋

新京报：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塑料污染问题，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北京的限塑行动？

姚佳：2009年元旦节我去海边旅游，在一个加油站旁看到遍地的塑料袋，就拍了下来，这是我第一次拍塑料污染的照片。之前经常下乡，看到垃圾都是将镜头尽量避开，只拍美的景象，但之后并没有什么行动。

2015年元旦节，我在北京城铁上看到路边的树梢上挂着很多塑料袋，就想做点什么，刚好我们工作室成立，就把“寻找更有效的推动限塑严令的手段”作为一个行动目标。

新京报：你见过的最触目惊心的白色污染场景是什么？

姚佳：那个加油站旁的塑料袋，是密密麻麻的一大片，就很触目惊心。

2015年，我们用大半年时间公开征集了100张塑料飞扬的图片，里面有几张是一个几十万人口小城市的填埋场，地下、树上布满了塑料袋，后来这个填埋场被取消了。

那张图片放到群里大家很震撼，有的环保伙伴说想拿来做展览，所以我们干脆做了“塑料飞扬”全国巡回展，由十多家环保组织在全国十多个城市展出了30多场。

新京报：为了推动塑料袋减量，你在北京做过哪些工作？

姚佳：我们主要是推动集贸菜市场使用标识达标的塑料袋。2016年第一次调查时，用测厚仪测塑料袋厚度，发现很难推广，而且发现标识达标的塑料袋基本不超薄。所以2017年开始我们只推广标识达标袋，通过推动集贸菜市场统一购销塑料袋，建立“限塑三牌四分工一个责任人监管模式”，这个模式将来也可以和集贸菜市场禁塑有效衔接。

新京报：1999年起，北京就开始限制0.025毫米的超薄塑料袋使用，你觉得这20年来，效果如何？

姚佳：我们2015年第一次调查，就发现北京在这方面做得比其他城市好一点，但一些菜市场，还是有三分之一的商户使用超薄塑料购物袋。今年再看，基本都使用了达标袋，有的远郊区，在地图上都搜不到的乡村小集贸菜市场也达标了。树梢上挂的塑料袋也明显少了。

2009年元旦节，姚佳在南方一个加油站旁拍到的白色垃圾。受访者供图

现在烟头成了最严重的塑料污染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北京“限塑10条”？

姚佳：这个条例提出了很多系统、细致的要求，对减少塑料制品使用，有非常强的指导意义，我们作为专业研究塑料问题的环保组织，知道一步一步落实有效的系统建设，对解决问题的作用会很大，否则会影响公众对政策权威性的信心。当然，我们还提了一些建议，希望能不断稳步向前。

新京报：对于限塑你还有什么建议？

姚佳：希望实行烟头押金制，其实，烟头现在已经是最严重的塑料污染了，一组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卷烟销售量为23676.4亿支，平均每日消费量约为65亿支，是塑料购物袋使用量的两倍。形成对比的是，烟头回收量为零，除了被焚烧、填埋外，大量烟头丢弃在自然环境里。目前有一些法规规定对乱扔烟头的人进行处罚，但大多数地方没有监控，难以实施。

有时，我走在北京一条支路上，看到地上很多烟头，心里想：这么多，怎么捡得干净？然后刚走到路口上了主路，马上没烟头了，仔细看有环卫工人，拿着个夹子低着头，在大马路上慢慢地走几十米捡一个。丢的人扔一下，捡的人望穿眼、累断腿，漏捡了还要被罚。我希望是扔的人付出代价，捡的人有补偿。

所以我们建议设立专项固废押金管理部门，按照烟厂每年生产计划，收取烟头押金2-5分/根，开发人工智能回购机，设立烟头回购机网点。在销售香烟时加上押金（类似玻璃汽水瓶押金），消费者将烟头投放到智能回购机，刷卡退回押金，或烟头退回香烟销售点退押金（适合偏远乡镇），由销售点送到智能回购机。将收集的烟头送到循环再造厂核数后，再造塑料。

新京报：你本人在生活中如何践行环保理念？

姚佳：我经常自带购物袋、水杯、打包盒，有时候忘了带或者没带够，大体上还是会买的，但会推行一些补救方案。比如以前经常自己带筷子，后来发现自带筷子时间长了会发霉，如果筷子不用却经常洗，不仅麻烦也浪费水，所以就和环保伙伴一起推动“堂食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筷子”，现在我很少自带筷子了。

购物袋、打包盒也是，有几次我买多了没带够，就借小区超市的购物车推回家，因此开始推动超市、集贸市场提供共享购物车、购物篮、押金外借打包盒。

新京报首席记者李玉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