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快讯（记者栾若曦）当地时间12月20日，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高义在马萨诸塞州剑桥的一家医院逝世，享年90岁。

当日，傅高义之子、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斯蒂芬·沃格尔撰文追忆其父，回顾了傅高义一生的研究工作与饱含激情的学术追求。他回忆，父亲有无限好奇心与孩童般热情，将被人铭记于心。

12月22日，新京报记者专访傅高义之子斯蒂芬·沃格尔（Steven K. Vogel）。他表示，父亲的深切愿望就是改善中日、中美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未来在美国会有一大批年轻的中国专家。拜登上台后，为改善双边关系提供了可能。双方应发挥建设性作用，寻求相互交流的途径。

新京报：你在社交媒体上说，傅高义先生一周前身体还很健康。他突然离世，你有哪些遗憾吗？

斯蒂芬：我们一家人每周都会交流。(我的父亲、他的妻子夏洛特、我的哥哥和他的妻子、我自己，有时还有我的妻子和我父亲的孙辈们)，我也经常给我父亲打电话。所以，我没什么遗憾。直到我父亲去世的前几天，他都很健康快乐。他完全享受生活，晚年更是如此。当然，我们希望他能陪伴我们更久一些，但我们也很感激他能有长寿、健康与幸福的一生。

新京报：你此前到访过中国吗？你最喜欢中国的哪方面？

斯蒂芬：1980年夏天，我和我的父亲以及继母夏洛特在广州的中山大学做研究。我父亲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夏洛特也能说流利的广东话，这真是个极佳的组合。我父亲可以与学术精英交流，夏洛特能和当地人打成一片。

当然，1980年也是见证中国转型的一个不可思议的时刻。在许多方面，人们还保有过去的风格，但是变化已悄然开始。我父亲的研究工作最终促成了《领先一步：改革开放的广东》一书在广州地区的出版。我陪同父亲与夏洛特进行了多次实地调研，走访了当地的工厂等地。有时候，夏洛特和我会抱怨那里的生活条件，因为没有空调，只有简单的食物，但我的父亲毫不气馁。他完全沉浸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纯粹地追求知识。

我父亲也曾多次带着家人到中国旅行。第一次是在1979年12月。最近一次带全家去中国是在2015年。

新京报：你提到曾多次来到中国，你觉得这些年中国在哪些方面发生了变化？哪些变化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斯蒂芬：1980年到2015年，因为在此期间我到访过中国数次，所以中国发生的变化并不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当然，任何一个大城市呈现出的视觉差异都是很惊人的。以前的中国城市，只有大量基础建筑，连高楼都很少见，现在这些城市日新月异，成为了处处摩天大楼的现代都市。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现在中美两国的关系?当选总统拜登上台后，你认为这种关系会有所改变吗?

斯蒂芬：我个人认为，美国两党的领导人都认为，美国应该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但拜登政府行事将比特朗普政府慎重得多，这也为改善双边关系提供了可能。双方应发挥建设性作用，寻求相互交流的途径。

新京报：傅高义先生去世后，有人认为对中国友好的专家少了，或者说对两国关系持乐观态度的专家少了。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斯蒂芬：我父亲热爱中国和中国人民。他一直希望中国能与美国和日本建立更友好的关系。我们这三个国家的下一代都有很多工作要做，以实现这一愿景。

在我看来，中美民众更倾向于在个人层面交往，中美双方的领导人也可共同超越国家利益更关注促进全球福利。虽然我们正面临着从新冠疫情到气候变化等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我希望两国领导人都能够积极应对。

我父亲试图帮助培养下一代学者。我相信，未来在美国会有一大批年轻的中国专家。当然，我们还需要加强美国学生和中国学生之间的交流。

新京报：你安排了哪些纪念傅高义先生的活动？

斯蒂芬：我们想在新冠疫情过去之后，或许在明年秋天，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举行一次公众纪念活动。

此外，新京报记者也与曾在中国读书、傅高义的孙子Natti Vogel取得了联系。他表示，美国学者对中国的研究不如中国学者对美国的研究深入，这一点一直令他感到遗憾。但傅高义是个例外。他一直致力于从多角度深入分析中国，与中国读者建立了深厚的联系。

他透露，傅高义原本准备为拜登政府做一次关于中国的报告演讲。Natti表示，“我真心希望，拜登政府能注意到祖父为中美两国关系所做的工作。我身边的人都希望中美关系能得到改善”。

“我非常感激能成为他的孙子，他胸怀宽广、以身作则，有强烈的职业道德，他还为我打开了世界另一侧的大门，能让我与之相连。”Natti在采访最后补充道。

新京报记者栾若曦

编辑樊一婧校对危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