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达成的和解

8月22日，郎某从拘留所出来。他更换了超市的名字和招牌，这是他贷款开的超市，刚装修完开业不久。那段时间，几乎没有什么客人上门，有朋友告诉他，“女业主会担心被偷怕。”

郎某告诉记者，被拘留的9天里，他无数次在后悔。太傻了，不懂法，以为这是开一个玩笑，耍耍群里的人，吹吹牛皮。”

何某回到了工厂上班。他的一位朋友告诉记者，这几个月，他除了上班，几乎不再出门，也没参与过朋友聚会，“有几次崩溃哭了”。他转发一篇报道给何某，过了一天，何某回复他，“我后悔了，知错了，”

吴思琪无法接受这样的说法。在她看来，郎某和何某似乎很快回归了正常生活。事发后她多次路过郎某的店，隔着玻璃门见到他，“为什么不主动出来，面对我本人，说一声对不起呢？”

李博文联系郎某，沟通双方的和解事宜。吴思琪提出两点要求，一是，造谣者录制视频公开讲述事件经过，并向她和家人道歉；二是，造谣者承担她在这件事中造成的实际损失。

郎某回复称，“愿意接受你们提的道歉方式。”

8月31日，郎某与何某拍摄向吴女士道歉的视频。受访者提供

在与何某见面沟通赔偿事宜时，吴思琪记得，“他说了句对不起，我无法形容听到的感受。”这是她在事发后听到的第一句当面道歉。

吴思琪提出，赔偿包括她和男友失业时间的工资、案件证据公证费用、律师咨询费等，郎某、何某，视频转发者陶某每人58000元。

吴思琪告诉记者，何某一直在讨价还价，希望赔偿降到3万元。“那我觉得他道歉的目的是讲价，这不是一个认错的态度，这个道歉我没办法认。”

郎某同样认为赔偿金额过高。他表示，“吴女士只提供了一份公司开具的工资证明，没有提供月工资流水，应该赔偿半年吗？对于她男友的失业造成损失，我们来赔偿也不合理。”

和解不了了之。“不是和解失败，而是我看到他们的态度，他们没有一个承担错事的态度，我放弃了与他们和解，决定打官司维权。”吴思琪说。

传播者陶某在群里发布了公开道歉后，主动找到吴思琪的代理律师，达成了和解。

传播者陶某在群里发布的公开道歉。受访者供图

郎某说，他接到很多网友打来的电话，“质问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不道歉。”起初他会解释自己已经拍了道歉视频，至于其他的赔偿，“等法院的判决结果下来，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后来他只安静听完挂断电话。“我也有生活要过”。

一位郎某的朋友则质疑，“他被拘留了9天，我看着他也一直配合受害者谈和解的事情，她现在一次又一次曝光，是因为想当网红吗？”

想成为一座桥梁

9月8日，吴思琪感觉“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她到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就诊，被诊断为：抑郁状态。李博文则“免疫系统出了问题”，断断续续住院。

吴思琪找到律师，她希望对造谣者进行后续追责。尽管这又增加了一笔开销，她说，“我的经历不是个案，而是一个社会现象，它能让有如此龌龊之心的人知道，这是触犯了刑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

北京市星权律师事务所刑事业务部负责人李楠律师介绍，对于这类捏造事实的诽谤案件，受害者一般是以名誉权为案由提起民事诉讼，但是情节严重，符合《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的可以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

他指出，本案中郎某和何某捏造暧昧微信聊天内容，并将摄录的吴女士视频和聊天内容截图发至微信群的行为属于“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如果同时达到了刑法规定的情节严重的情形，吴女士可以对郎某和何某提起刑事自诉，要求对方承担刑事责任。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于冲，从事网络犯罪研究多年，他认为，本案出现了偷拍者、编造者和传播者三方，就需确认造谣者与传播者之间是否存在被组织与被指使的关系。首先，偷拍者与编造者同属于造谣方，应负刑事责任；但传播者若是在不知道该信息为谣言的前提下传播，则只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10月26日，吴思琪委托代理律师向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递交了一份刑事自诉材料，请求法院以诽谤罪对郎某、何某依法惩处。

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郑晶晶律师代理了本案。

根据吴思琪出具的微信公众号文章浏览量的公证书和搜集到的群截图，统计群聊人数超过了五万人。郑晶晶认为，“根据司法解释，诽谤信息实际被浏览点击的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可以认为是情节严重，这个证据已经达到情节严重的标准，我认为提起刑事自诉应该可以立案的”。

等待法院受理结果的过程中，吴思琪投了几份简历，应聘设计行业和家居行业的总经理助理岗位。她去面试时，遇到询问“你为什么从上一家公司离职？”的问题时，她会如实告知这几个月的经历，包括她的抑郁状态，“对方会表示一下同情，面试就止于这个话题了。”

吴思琪说，或许社会还没有做好准备接纳我，“我这种状态，就是处在社会性死亡中吧。不知道这种状态未来要持续多长的时间。”

一些网友开始找她倾诉。有网友发来大段的文字，述说自己曾经被偷拍或被诽谤的经历，她记下号码，等空闲时再仔细听她们的经历，给一些建议。

一个独居的年轻女孩告诉她，因为每晚开灯睡觉，“被邻居造谣她是不良职业者，时常有人路过她的窗边，会说些难听的话。”她鼓励道，“你别害怕，把证据先录音或拍下来。”

12月8日下午，采访的间隙，她拿起手机，点开微博，每天都有几百条未读私信，她几乎从不遗漏，挨个回复，大部分的网友发来鼓励的话，多是“加油”“你一定能维权成功，坚持住。”

吴思琪说，在这件事上，她要追责到底。“一旦我妥协，一些女生看到，你勇敢地站出来，最后还是退缩了，那我们还要不要站出来为自己维权，这是会直接带来影响的。”

她希望自己能打胜这场官司。“到那时，我不再是一个负面新闻的受害者，以一个负面的形象出现的，而是以一个正能量的形象出现。”

她说，她想成为一座桥梁。桥梁的这边是一些正在遭遇和已经遭遇诽谤侵害的受害者们，桥梁的这边是媒体从业者、法务工作者和心理咨询师，这是她最近两周一直在思索的东西，“能不能把这些力量集结起来，每个人抽出一些自己空余的时间去帮帮他们，可以给他们很多力量。”

吴思琪说，她现在心情好了许多。她为自己做了红色的美甲，男友和来采访的记者买了两束花，她抱到凳子上，一朵一朵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