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在其人

“嗯，我觉得这很像我的孩子（李春在）。”这是75岁的金某看到警方提供的凶手素描后说出的第一句话。

李春在的身份曝光后，正在京畿道华城医院接受治疗的其母金某在接受《韩国时报》采访时表示，对于儿子被警方指认为华城案嫌犯感到震惊，她至今仍不相信自己的儿子会犯下如此严重的罪行。

“他是个很听话的儿子，没怎么让我担心，他的童年很普通，青春期也不反叛。他已经为自己的冲动（1994年杀害妻妹的案件）付出了20多年的代价。如今你们告诉我他是华城案的嫌犯，我无法相信……”她说。

随着媒体的调查和警方披露的信息，李春在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

据上述报道，出生成长于华城郡泰安邑济南里地区的李春在，在当地学校读书长大。1986年1月，服完兵役后，他在离家约4公里的一家电器厂工作。华城连环谋杀案发生期间，他就住在当地。

李春在的父亲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和邻居们都无法想象我们村里会有这样的杀手。”他说，“突然之间，有许多记者来找我，告诉我我的儿子被确认为罪犯。我不相信，对我来说，春在是个好儿子。是一个温柔的孩子，不是一个做这种事情的人。”

这种印象也在李春在曾居住村庄的村民中得到了印证，据SBS电视台的调查，大多数认识李春在的人反映称：他内向、安静。一位在济南里居住了一辈子的80岁老人说：“我和（他们家）住在同一个街区，对李春在非常了解，我不认为他会是犯罪嫌疑人。他的家庭环境虽然不富裕但也不错，他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也都很善良，都是好人。”

曾经一起服兵役的同伴也表示，李春在在军队生活中表现很平凡，人际关系不错，性格并不暴力。他的中学同学回忆称，他是一个安静的人，没有什么特点，记忆中甚至好像想不起他讲过什么话，也从来没有看到他抽烟或与其他人打架。

据上述报道，1990至1991年之间，李春在搬到距离华城110公里的清州，成为了一名挖土车司机，并与当地一家建筑公司的一名女员工结婚。与此同时，华城连环杀人案在1991年4月之后没有再发生新的案件。直到1994年1月，李春在在清洲的家中强奸并杀害了妻妹，被捕时，他已有了一个3岁的儿子。

在1991年到1993年的3年时间里，李春在经历了新婚、生子，这些变化是否使得他暂时停止了继续作案，还是有其他犯罪发生，目前仍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

从警方披露的调查资料和媒体的报道中可以得知，李春在在结婚后经常对妻子实施家庭暴力，甚至包括性变态行为。1994年9月，上诉法院在起诉李春在的起诉书中将他形容为“有暴力倾向的性格”。调查显示，他甚至会虐待年幼的儿子。当妻子离家出走威胁要离婚时，他曾向周围的人说：“我要在妻子身上刻上纹身，这样她就永远无法再嫁给别人了。”

首尔数字大学前警察专业教授、犯罪心理分析师裴相勋（音译）在接受《韩国时报》采访时表示，“李春在显示出的是暴力连环杀手的特征：在比你强的人当中保持安静，而在比你弱的人当中显示出过分的暴力。”

韩国京畿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秀贞在接受CBS电台采访时则认为，追求变态的性满足被认为是李春在的犯罪动机之一，这从华城案的受害者都是女性，年龄从13岁初中生到71岁的老妇人都有，大部分遗体都有被强奸的痕迹等特征看出。根据一位狱友的证词，他一直偷偷地保存着10张女性私密部位的照片，他印象中李春在唯一一次发火，也是因为他向李春在索要其中的一张照片遭到拒绝。

“他并未停止残忍的杀戮，而他的邻居们根本没有注意到。”李秀贞指出，“他所涉及的犯罪行为中的关键词是‘变态性行为’。虽然有许多方式可以解决性的需求，但是他却选择对他人造成可怕痛苦的变态行为。在他的所有罪行中，都涉及性侵或性侵未遂，他是一个仍然可能进行性犯罪和谋杀的人。”

李秀贞认为，另一个可能的作案动机是嫉妒之心。根据连环杀人案发生前的连环强奸及强奸未遂案的警方记录，李春在曾向被害女性提出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你老公是干什么的？第二，你有几个孩子，几岁？专家分析称，从中可以推断他的犯罪动机不仅仅是追求性满足，还有想破坏别人生活的嫉妒之心。

此外，《东亚日报》报道称，李春在曾在调查中向警方透露自己在小学的时候被同乡的一个姐姐性侵过。警方表示，儿时经历的强迫性性经验有可能会扭曲性取向，并成为成人后的犯罪动机。不过目前这一点尚无法证实。

李春在真人照片

华城案影响

33年来，华城连环杀人案对韩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华城连环杀人案”发生的时间——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期，对于韩国人来说，是一段令人难忘、记忆深刻的时期。那个年代，正是韩国体制混乱、人心迷茫、社会失序、技术薄弱的年代。

韩国导演奉俊昊2003年上映的电影《杀人回忆》是记录这场“国民谋杀案”和其时代背景的影视作品中的佼佼者。直到今天，人们仍经常通过电影中关键的场景来记住该案。

在多次接受采访中，奉俊昊说过：“华城连环杀手案对韩国人来说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事件。它给韩国社会造成了很多创伤。当我拍这部电影时，我对罪犯有很多思考。我竭尽全力以不同于其他谋杀案的方式来表达它。我想说的是一个人的死亡如何给周围的人带来极大的悲伤，而这其中反映出当时时代的无能，是整个社会的缺陷，这是我这部电影要极力说明的。”

影片中有个细节颇能透露这一点。当命案发生前有人常点的音乐在广播中响起时，天也下起了雨，警官们知道凶手又要杀人了。但他们没有足够的人手去阻止。

奉俊昊在电影结尾留下的办案警官对着镜头的凝视，其实也有相同的意味。在电影海报上，写着一句“疯狂地想找到”，这既是奉俊昊自己的心里话，也是所有看过这部电影的人的心声。2013年，《杀人回忆》上映10周年时，奉俊昊曾专门组织过纪念活动，甚至一度认为凶手有可能来到现场。

如今，我们已经知道，2003年电影上映时，李春在已经在监狱里服刑9年，电影结尾那个死死的凝视，他很有可能从未看过。

而16年后，正在威尼斯参加电影节的奉俊昊收到了比获得最佳影片奖更让他激动的消息——嫌犯终于找到了。

曾经看过《杀人回忆》并留下深刻印象的韩国人申在原对澎湃新闻表示，从电影中，人们可以更多感受到的是对于那个时代的批判，“华城杀人案”中的凶手一直未能被“抓住”，跟当时韩国的刑侦体系、办案人员的素质以及刑侦技术装备的落后有着很大的关系。”每一个小细节如同滚动的雪球，越滚越大导致了这个案件无法告破。”他说。

当年正是在华城案侦破过程中，韩国警方首次使用了DNA鉴定技术。只是当时，韩国还未掌握此项技术，而不得不将样本送往日本进行鉴定。而33年后，DNA技术的发展和数据库的建立是警方得以破获华城案的关键。

据韩国法务部的数据，根据2010年7月份开始实施的DNA法，直至今年7月为止已经从17万6960名犯罪分子身上提取了DNA。根据犯罪类型，涉及暴力行为的犯罪分子最多（71485名），其后分别为强奸罪（29101名）、盗窃抢劫罪（24043名）、贩卖毒品罪（14359名）。

所采取的DNA则在解决包含华城案在内的多起未解案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据韩国检察部门在其官网公示的数据显示，通过提取的DNA，检方解决的未解案件从2010年的33件升到了7583件（截至2016年）。自从韩国警方创造了DNA采取及管理系统后，直到去年为止，重新开始调查的案件也高达5679件。

从2000年2月起，韩国还引进了犯罪分析调查法，设立犯罪心理分析师一职，协助警方预测罪犯行动。此制度的引进最初目的正是为了解决华城连环杀人案。韩国媒体认为，华城案中李春在最后的认罪，正是由于犯罪分析师的参与，最终使李春在心理上发生了变化。

而33年来公众对“华城杀人案”真凶追查的持久关注与热议，更是推动韩国司法体系中对“公诉时效”制度的改革的原始动力之一。

韩国2007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规定，韩国杀人犯罪的诉讼时效为25年、盗窃10年、强奸10年（情节严重者15年）、放火15年。在2015年7月24日，韩国国会以199票赞成、0票反对、4票弃权的结果通过《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订，此后25年杀人犯罪公诉时效被废除，杀人犯罪案件将被永久追诉。

华城案因为发生在修改法律之前，而且追溯时效已于2006年失效，所以李春在即使最终被认定为真凶，也可能无法受到起诉，但富戏剧性的是，李春在最终因为自己的恶行而锒铛入狱。虽然现实对所有人都开了一个长长的“玩笑”，但正义的审判最终还是没有缺席。

电影《杀人回忆》海报

（李林娜、实习生沈雨若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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