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台湾著名统派人士陈明忠病危：也许我看不到，但两岸统一不是问题

据台湾“中时电子报”报道，台湾著名统派人士陈明忠近期传出病危。陈明忠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是“中国统一联盟”推动者之一，他过去曾积极推动“两岸和平统一，反对‘台独’”。目前亲朋好友都为他集气，希望陈明忠能渡过难关。

陈明忠，1929年1月2日出生于台湾高雄冈山，著名社会运动家、社会主义理论家，是台湾“统左”阵营的代表性人物。在“戒严”时期两度被捕入狱，是台湾最后一个政治死刑犯，一共坐了21年黑牢。他一生经历日本殖民统治、“二二八”事件、五十年代白色恐怖、党外民主运动，以毕生的实践、反省和思辨，探索民族和平统一的未来和人类全面解放的道路。

《无悔——陈明忠回忆录》（三联书店2016年4月版）一书，摘录了一篇访谈。在访谈中，陈明忠谈到了自己的国族认同与社会主义信仰，谈到了台湾社会与两岸关系。访谈最后，他讲到：“我再讲两点。第一，我生错了时代，但没有做错事，就这一点来讲，我没有遗憾。第二，我大概在有生之年还看不到两岸统一，这是小小的遗憾。不过，没有关系，大趋势是挡不住的，我已经知道，统一不成问题。”

此处，将该访谈摘录如下：

被访问者：陈明忠

访问者：吕正惠，台湾大学中文系学士、硕士，东吴大学中国文学博士

读中学时，我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

吕正惠：陈先生，回顾您这一辈子，有没有哪一件事对您产生过很大的冲击，改变了您的思想，而且影响您后来整个人生的方向？

陈明忠：当然有啦，那就是我在读高雄中学时，学校中的日本人对我蛮横的欺负与歧视。这些日本人常常莫名其妙地打我，后来我只好打回去，没想到我打赢时，他们就一群人围着我打，还说“你可以跟日本人打架，但不可以打赢！”他们骂我“清国奴”，从此我才知道我是中国人，不是日本人。我这一辈子最不能忍受的是人对人的歧视，从此以后，只要一有机会我就会反抗日本人。

我为什么成为社会主义者

吕正惠：这样看，您感受到的是民族歧视，您会成为民族主义者一点也不奇怪，但您为什么会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呢？

陈明忠：在学校里，我是反抗日本人的，但有一些台湾人，也就是所谓的“皇民化”台湾人，见到日本人就卑躬屈膝，毫无尊严可言，真令人厌恶。可见，强者对弱者的歧视也会造成弱者人格扭曲。我是地主的儿子，当我回到家时，我们家的佃农看到我也是卑躬屈膝的。我由此了解，人对人的歧视，不只限于民族之间，在一个社会里面，地位高的阶层也会歧视低阶层的人。民族主义只能解决民族对民族的歧视，不能解决阶级对阶级的歧视，如果要有真正的社会主义，就非实现不可。

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

吕正惠：这样说，是不是社会主义要比民族主义优先？

陈明忠：也不能这么说。自从近代西方帝国主义开始对外侵略，被侵略者常常是整个民族沦为被奴隶的对象，这个时候全民族的反抗可以说是唯一的拯救之道，民族主义是很重要的。当然帝国主义也利用被侵略民族中的少数人，以他们为工具，来控制被侵略的民族。而这些少数人，往往可能就是这个被侵略民族中的压迫阶级。所以被侵略民族的反抗，对外就是民族主义，对内就是那些与帝国主义合作的压迫阶级。这样，这种革命就同时具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性质。

吕正惠：您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陈明忠：这些当然是慢慢形成的。台湾光复以后，我在台中农学院（中兴大学前身）读书，看到来台湾接收的国民党的种种腐败现象，就想，我们中国要怎么办？如果中国一直是这种政府，怎么可能富强，怎么可能摆脱被侵略、被歧视的处境？在当时的进步思想的影响下，我终于了解到，必须以革命的手段重新建造一个既反帝国主义、又能实现社会正义的新中国，才能实现我心中的理想。从此以后，我就走上了这条路。

生在错的时代，做了对的选择

吕正惠：您这种选择，让您好几次面临杀身之祸，还坐过两次牢，总共坐了二十一年，而且两次审判都备受酷刑。这样的道路，您曾经反省过吗？

陈明忠：这条道路是我自己选的，而选择这条路就是随时准备要杀头，我一开始就有这种觉悟。只有一次，我感到很痛苦。第二次坐牢时，我从“中央日报”读到一些伤痕文学的作品，开始了解“文革”的某些事情。我就想，中国革命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那我为革命献身不是毫无意义吗？为了这个，有一阵子我几乎不想活了。

后来我不断地读书、思考，终于了解革命过程不可能很顺利、很简单，尤其像中国历史那么久，土地那么大，人那么多，又受了一百多年的侵略，怎么可能经过几十年的革命，就马上成功呢？人类追求理想的过程当然是很漫长的，不可能在你活着的时候就看到你追求的目标已经达到。每一个人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尽自己的心力去做，就可以了。我这个思考过程，非常漫长，写过很多笔记，后来，陈福裕（台湾80年代学运世代中少数坚持左翼统派立场的代表性人物）帮我整理，你也帮过忙，出了一本书。我的思考不一定正确，但我由此知道，不可以寄望于革命马上成功，或者革命过程中永远不会出错，如果这样想，就会否定历史上所有革命的价值。人类当然最好不要用革命手段来改变社会，但有时候就是不得不选择革命，这是没有办法的。我恰好活在这样的时代，我只能选择革命，我只能说，我生在一个不好的时代，但我认为，我的选择没有错。

一生只做了三件让自己满意的事情

吕正惠：除了这些想法外，您如何评价自己的一生？

陈明忠：我参加组织不久就被捕了，坐了十年的牢。出狱以后，十六年之间忙着养家糊口，有空的时候就到处弄资料来看，没想到因此又被捕。本来要判死刑，后来因为海外营救，只判了十五年，实际坐了十一年的牢。前后三十七年，其实没做什么事。第二次出狱以后，才开始搞活动，而那个时候“台独”已成气候，国民党实际上也是另一种“台独”，在这种大形势下，这些活动其实效果很小。

要说起来，有三件事还觉得勉强可以。第一，我带头把统派老政治犯组织起来，成立“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有了这个组织，统派的活动才有了基础。第二，当台湾少数民族工作队和高金素梅（台湾少数民族民意代表）委员到日本抗议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并要求把靖国神社中的台湾少数民族的牌位移出时，我从旁协助，最后迫使日本法院判决日本首相以官方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是违宪的。第三，当连战准备访问大陆时，邀请一个统派到国民党党部去演讲，我去了。我说，我跟我太太两家，都被国民党害得家破人亡，但我不是来跟国民党算账的。由于两党长期内战，才会使得很多人民被牵扯进去，受到很大牺牲。现在台湾的族群问题很严重，其根源就是国共内战，要解决岛内的族群问题，首先就要解决国共内战的问题。我告诉连战，解铃还须系铃人，你有责任，也有义务，以国民党主席的身份到北京和胡锦涛总书记见面，实现国共和解。现在两岸虽然还不能和解，起码两党是可以和解的，为了两岸人民的福利，国民党有责任到大陆去跟共产党谈一谈。据说，我这些话，让连战下了最后的决心，提前到大陆去了。这三件事是我比较满意的。不过，整体而言，我做的事还是很少，我自己并不满意。

吕正惠：我想事情也不能全部这样看，这就像是以成败论英雄。当然，人活着总希望可以多做一点事情，但时势使然，人有时候可能会白白活了一辈子。像你们这种“老红帽”，坐了这么久的牢，吃了那么多的苦，始终不改其志，实在是很不简单。比起现在的台湾人，只会追逐名利，完全缺乏理想，你们的人生还是充满光彩的。

陈明忠：我们也就只能这样安慰自己了。不过从大形势来看，我对这辈子还是满意的。我开始反抗日本人的时候，中国还在艰苦地抗战；我加入地下组织的时候，国共正在打内战；我第二次出狱的时候，中国还处在改革开放的艰难时期。现在，中国不论是在经济实力上，还是在国际地位上，都节节上升，仅次于美国。而且，美国的实力也越来越弱，而中国的实力还会继续增强，中国人终于可以在世界上扬眉吐气，我高中时所经历的那种痛苦的民族屈辱感大部分可以洗刷干净了。我这一辈子能看到中国发展成这个样子，自己觉得是蛮满意的。

吕正惠：去年去世的颜元叔（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文艺评论家、英文教育家，湖南省茶陵县人，2012年去世）教授很久以前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作《感谢大陆亿万同胞》，大意是说，中国能有今天，是所有中国同胞几十年来共同努力的成果，我当时看了相当感动。其实在革命过程中，有些人很早就牺牲了，例如你们的前辈郭琇琮、吴思汉、许强、钟浩东等人，我们不能说他们没有贡献。我觉得，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评价你们这些老政治犯。

陈明忠：这是别人如何看待我们的问题，我们不好说什么。

不知道台湾人在想什么

吕正惠：您对现在台湾的局面有什么看法？

陈明忠：我对台湾的现状非常困惑，也非常不满意。不论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都不想跟大陆好好合作。台湾的经济明显是不行了，还不甘心跟大陆搞经济合作。最近几年，明明是大陆的游客和大陆的购买团在支撑台湾的经济，但大家不肯承认，赞成统一的人还是那么少，我实在不知道台湾人在想什么。

吕正惠：台湾的媒体非常糟糕，基本上没有什么国际新闻，台湾的老百姓对现在世界的经济情势根本就不了解，如果不到欧美、日本的经济已经完全不行的时候，他们恐怕还是没有感觉的。

陈明忠：不知道还要等待多久，台湾人才会醒悟。现在就更糟糕了，政治上的恶斗越来越厉害，政治人物完全不考虑台湾发展的方向问题，让人无可奈何。

“中国道路”为世界提供了一种选择

吕正惠：可不可以简单谈一下您对大陆社会的看法？

陈明忠：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走路也不方便，大陆能去的地方不多，我现在主要从日本的著作中看他们怎么分析大陆的经济发展。我觉得有几点是很明确的，大陆已经清楚地表示，政治上不走西方议会民主的道路，经济不上不走自由经济的道路，西方和台湾因此批评大陆专制。

我的看法刚好相反，这正表明中国还是朝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在走。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通过人民民主专政来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便准备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所需要的物质、文化等条件的阶段。当这些条件充足后，中国就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因此不应该以为中国推行市场经济，就已经“走资”。就落后国家（如中国）而言，没有通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不可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列宁在晚年提出“新经济政策”（NEP）的时候也说过，像苏联这种落后国家是无法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前，还要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作为“特殊过渡阶段的国家资本主义”，也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确保工农政权的性质，充分运用资本主义的优势来发展社会生产，为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提供条件。

现在，欧美和日本的经济前途普遍不被看好，而它们的政治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这其实是证明了，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恐怕越来越难走；反过来说，中国的道路似乎就成了另一种选择。我还没有办法想清楚中国道路的意义，但很难否认这种道路也许可以为未来人类开拓另一种前景，这种前景或许可以说，就是朝着社会主义的目标前进吧。

吕正惠：现在大陆学界有一种声音，越来越肯定中国文化，因为中国在强大的时候极少对外侵略和掠夺；反过来，中国强大的经济反而对周边国家产生帮助，这就是传统所谓的“王道”。以此推论，现在中国的现代化所激发的经济活力，如果也像以前的中国一样，对周边国家的经济有促进作用，而不是对其他国家进行经济侵略，那不就是一种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吗？

陈明忠：我以前只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思考社会主义如何实现的问题，很少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来思考这个问题。我很遗憾，高中以前受到的是日本教育，光复后不久就被关，没有机会好好学习中文，我的知识语言还是日语。你以前也跟我讲过大陆学者现在有些人又回去肯定中国文化，这是很有意思的。习近平上台的时候，也一直强调，要实现中国文化的再腾飞，好像也是在表达这种想法。以前胡锦涛也曾提出“和谐社会”的构想，方向上也是一致的。在中国文化传统上找出和社会主义理想的相似之处，来让中西文化的最大的共同梦想结合在一起，确实很有意思。这就更能证明，中国绝对不会走上西方那种霸道的、侵略性的资本主义道路。

也许我看不到，但两岸统一不是问题

吕正惠：我们的访谈也许可以结束了，您能不能再讲几句话？

陈明忠：我再讲两点。第一，我生错了时代，但没有做错事，就这一点来讲，我没有遗憾。第二，我大概在有生之年还看不到两岸统一，这是小小的遗憾。不过，没有关系，大趋势是挡不住的，我已经知道，统一不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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