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在这些挂靠单位中，期刊部门是最不受重视的，工作人员也没什么动力把期刊做好。”陈冬坦陈，“以前主管部门对期刊有一定拨款，但现在这部分经费基本没有了，基本都要自负盈亏，有些甚至要求盈利。”
他说，在行政化管理让市场化运作受限的背景下要求赚钱，这让期刊管理团队疲于应对。“很难静下心来思考下一步怎么做，怎么吸引好的稿源，只能做好眼前的事。”
“我们的主管部门是要求期刊上缴利润的，而且每年的指标都在增长。”一份材料领域核心期刊的负责人周木(化名)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在我们这里，期刊被当成一个创收的部门。”
受行政管理和利润指标双重约束的期刊很难放开手脚发展。“像我们这样的杂志收入主要靠版面费，但也不太可能一直提高版面费，这样就更难吸引到稍微好点的稿源了。现在这种状况下，更不太可能扩充团队，去做更多事情，只能得过且过。”周木说。
周木所在的这类期刊虽艰难，但大多依托一个行业或挂靠在掌握一些资源的院所、行会下面，尚能勉力维持，还有一部分大学学报类期刊的质量和生存更是堪忧。
“中国大概有500种大学学报，这类期刊在中国知网分类体系里被归为科技综合类刊。历史上看，它们主要功能是为所属高校服务，专业定位模糊，往往成为教师晋升、研究生毕业借用的工具，要提高它们的质量很难。还有刊名为‘地域+科技’这类期刊，也是同质化严重，很难办出特色。”胡升华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这类期刊的诞生有其历史背景。上世纪80年代，国家为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解决出书难、发表成果难的问题，创办了一批这类期刊。它们现在已经完成历史使命，如果一些期刊论文质量和办刊经费都难以为继，应该设计合适的退出机制。”胡升华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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