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老米体内共有5个肿瘤，最大3.5公分。到了2016年9月，老米体内肿瘤仅剩1个1.5公分，其余全部坏死。这一检查结果连医生都感到惊讶。治疗期间，翟一平和老米把这个治疗方案分享给其他病友，收到了全国各地病友的询问：在哪里买的救命药？
当时的购药途径主要通过港澳或是国外。香港距离近，但患者从香港购买，比从德国买每个月多花1万元左右。于是老米向病友们分享了从德国购买的经验。
了解购药渠道后，有的病人自行去德国购买。但有的因为路途、身体等原因，拜托翟一平和老米代购。
慢慢地，由于联合治疗的药物对肝癌晚期患者非常有效，加上翟一平和老米的价格比其他代购或药商更便宜，找他们代购的病友越来越多。他们也有了新的合作方式：翟一平统计好购药数量后，由老米托朋友从德国购买，药到上海后，再由翟一平用冷链车分发给全国各地的患者。
据在看守所会见过他的斯伟江律师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转述，翟一平对代购国外抗癌药会犯下销售假药罪并不清楚，感觉很委屈。他的初衷是他卖的药可以救病友的命，他也能赚点小钱。
翟一平告诉斯伟江律师，一年前，他体检发现转氨酶升高后，身体乏力，就辞去了项目经理的工作。虽然他代购药物能获得百分之五左右的报酬，但他要知道这是犯罪，肯定不干这种事情，因为“赚不了多少钱”。
翟一平妻子邓婷（化名）回忆，2014年翟一平做了微波消融手术后，病情一直控制得很好。他代购的药，都是帮病得更严重的病友买的。在她眼中，翟一平是个好学又很会学的人：“国内外有什么药，这些药的药效和副作用，他都研究得特别透彻。”
求情：“请理解我们这些生活在悬崖边上的人”
当前，国产抗癌新药研发落后，进口抗癌药价格高昂，这直接影响到国内患者治疗时的决策：一些患者听信代购，使用渠道非法、质量不可控、缺乏医生临床指导的“外购药”；一些患者走投无路，拿生命作赌注，冒险自造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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