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我有些话要说

有些事要做

“1992年，我调到辽宁教育电视台，我觉得我有些话要说，有些事要做，不仅仅是绘画这一件事，开始思考一些东西。我开始做纪录片，在那三年里做得最有价值的一件事，就是做了《战争与和平》这个片子。那个纪录片30集，是用我们自己的观点、方法和立场去看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来我们确认，必须是十四年抗战，这是一个立场，而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是全面抗战，真正的抗战是十四年，从沈阳开始。我们中国人要有自己的情感、自己的立场，我们有理由说话。”

“1995年，我回鲁美了，在电教馆工作，在鲁美的八年，基本上没画画。但我知道，我已经在画了。2003年，我到省文联做戏剧杂志主编的时候还在做纪录片，彭定安先生的纪录片是我拍的，李默然的，秦永成的，王充闾的，这些学界人的纪录片，是我拍的。拍沈阳故宫纪录片时，我开始读清史，做笔记，废寝忘食。我认为，沈阳故宫，是一个风雪中的少年，蕴藏着积极进取的精神。前前后后十年，我一直在做纪录片，自己比较满意的像沈阳故宫、像辽沈战役、像辽宁人的生存状态。纪录片能带来温暖，让人内心丰富。它带来的收获，不是片子自身，是它后面的判断，从文化出发，再回文化，直指人类社科的核心，就是生命的价值。”

“2009年，我到辽宁画院工作，调到画院，又回到我的出发地，再回来画画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我关注的更多的，不是我个人能挣多少钱，不是我这张画有没有影响。而是对我的心灵来讲，是一份安慰，我更多的去关注民族的群体情感，它不仅是个人的。以后的20年里，我不停地和历史相撞，遇到的问题，就要去回答，冲撞最激烈的是做辽沈战役回访的那部片子。一边采访一边写本子，在采访的过程当中遇到的是关于生命、关于情感、关于死亡的问题。采访所有的将军，没有不掉泪的，共同的一句话就是，我是幸存者。最后再整理本子的时候，会发现，你开始去更多的关注一个生命自身的价值，你开始去关注一个民族未来的走向，你开始去关注群体的情感，去关注战争给我们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然后就开始重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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