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年是度过了一个非常贫瘠的青春期，那时整个朝阳地区在画画领域连一个石膏像都没有，我们就是照着人直接画，就这么画出来了。我们到工厂去，画工人，到农村去，画农民。最长的一次是走了几个月，我们背着画具一个村子一个村子走。我们就是普通人家的孩子，因为热爱走上了绘画这条路。”

“我在朝阳艺术馆工作的时候，办公地点就在朝阳最大的寺庙佑顺寺，艺术馆、博物馆、图书馆，三个馆在一块，统称三馆。当时我在那里住独身宿舍，每天早上外出写生，回来之后在院里总能碰见一个考古学家，他穿着对襟褂，洗得干干净净，灰色的，当时院里有一棵树，下面有一张破藤椅，有一张破桌，摆的全是书，线装的，文献类的，他每天就窝在那里看书。他每次看见我都打招呼，特别客气。我一直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谦恭，过了60岁我才知道，他是在向未来致敬。当年我在不经意当中，接触了很多这样的人。”

“当年朝阳地区考古挖掘出来的青铜器等，就放在回廊下，用大筐装着，上面有编号。我们打开窗户从中拿出来一件，就照着画画，完了之后再放回去，每天就盯着那些东西，没完没了地画下去，从来也不问那些器物是什么，只是认为这个器物好看，如何把它的颜色形状表达出来。那段时间的浸染，实际上对后来的艺术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后来的路上，不停地遇到它们，不停地与历史相撞，那些东西开始有用起来，它活了。”

“严格意义上讲，我不是一个经过专业训练的画家。恢复高考的时候，我想报考鲁美，可是连准考证都拿不到，后来有一个机会，1980年，鲁美的油画研修班在辽宁要招十几个人，要求在职干部，我报名参加了这个考试，这个考试特别有意思，没有考石膏像，考的是画模特，他们认为画模特儿很难，我是野路子，专画那个出身，最不怕画这个。就这样，我考上了鲁美的干部专修班。那时候的教学资源匮乏，我到鲁美就是反复翻图书馆那些画册，一本一本的临画册。那个阶段我主要就是开了眼界，之后就留在了沈阳工作，1981年，在省委的《理论与实践》杂志社当了一名美编，只待了一年。我心里还是想着要画点画，1982年，调到了团省委办的《新少年》杂志当美编。在那里我工作了十年，这十年是我一生当中最安稳的日子。我努力的画插图、画连环画。在那段日子里，我结婚了，我30岁了，有了自己的房子，有了自己的孩子，有了自己的家，有了自己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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