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称可接受
第一次从新长征出来后，刘丹觉得“必须要尽情地玩，要不怎么对得起耽误的四个月时间？”于是她和母亲的矛盾升级，最后搬出了家。“新长征无法治好一个人，只能用压抑吓唬一个人。”之后，母亲将她第二次送进新长征。
和一些老生一样，刘丹很快掌握了在新长征生存的“要领”：听话地熬着。2017年春节，她第二次离开新长征，被母亲送到了广东中山，重回正规校园。她很不适应，“学不进去，在新长征基本上不学文化课，出来后，接受不了正常学校里的教育了。”
邹涛觉得，想在新长征把学生变成“好孩子”很难。“身边有不少同学，出去后和家人的关系更糟糕，很多直接从家里搬出去住到了朋友那儿，也有很多染上严重的网瘾、泡酒吧甚至更恶劣的习惯。”
但也有一些父母觉得，新长征让自己的孩子“脱胎换骨”，变得“懂事，有责任担当”。有家长对北青报记者表示，送孩子过去时，就对学校体罚学生这方面“有心理准备”。“如果当初孩子不是太叛逆，正常的学校管教不了，我们也不会送他进去。”
孩子回来后，也曾和父母交流过在里面的遭遇。“例如天天跑步，跑不动就被两个人拖着跑，直到裤子磨破，脚磨出血。背《弟子规》，背不下来，拿被子在走道里睡觉，打粪便浇菜园等。”但有的家长强调，“这些都在我们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调查
当地多部门联合
对涉事学校调查
从新长征出来，很多学生想曝光里面的情况。2017年11月，李明亮将自己在里面的遭遇整理成帖文，发布在微博上，也希望通过媒体的报道，让更多人能够知道他们在里面的经历。更多的新长征学生，选择了沉默。
4月12日下午，北青报记者以家长身份致电江夏区五里界派出所询问此事，工作人员表示，如果当事人能来派出所举报，并阐述具体情况，包括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具体发生了什么程度的体罚、虐待，他们整理好材料后，可以按程序受理并展开调查。得知这一消息，李明亮告诉北青报记者，他计划去一次五里界。但现在，还有一个令他发愁的问题：“我们手里没有物证，教官没收了学生的手机，学校里也没有监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