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被洗脑
我出生在纽约，小时候在台北住过几年，但是老爸坚持，我不能被三民主义洗脑，所以我又搬回到了纽约，英文就成了我的母语。
我在台湾住的那段时间，老爸已经坐牢了。姥姥有时会带我到狱中探望他。大多时候我们只能通过电话交流。偶尔可以见面，我会摸摸他的手背，抱一抱他，他会削一个苹果或者剥橘子给我吃。监狱规定每周只能写两封信，虽然有很多朋友和事情需要联络，但他每星期一定会写一封给我。
我的中文不好，所以每封信都是姥姥念给我听，爸爸要求我一定要用中文给他回信。信里大部分是讲一些有趣味的小知识，教给我一些英文单词，有时还会夹上他从书上裁下来的有意思的图画。爸爸很细心，为了确定信都能收到，他每次都会在信的末尾写上“小文的信已收到”，还叮嘱我要照顾姥姥。
因为是小孩子，所以贪玩一些，每次收到信，我都会觉得好麻烦，又要给爸爸回信了！现在回想起来，这些信里的很多观点都对我产生了影响。比如他说：“小文，我们不要信人，我们要信狗，人不可信。”还有许多和世俗观点相背离的看法。当时并不理解老爸的用意，现在再看这些信件，和当时有着完全不一样的体会，觉得他是很用心很用心在做这件事。虽然我一直认为老爸不是一个适合有家庭和孩子的人，但一旦成为了一个父亲，他是投入了全身心的努力来扮演好这个角色的。而我也从那时起，有了家里养狗的习惯。
我在美国差不多生活了38年。在美国生活的好处是，没有人会理会你的爸爸是谁、住哪里、开什么车，大家在一片平等的气氛中生活。这使我在2002年到北京时，非常不喜欢别人把我和老爸联系在一起。我认为我和老爸是各自独立的，不需要在提到一个人的时候，要带上另一个。唯一的好处，是可以在危险的时候“利用”老爸的名字，警察或政府部门的人听了会加快脚步，而大家也不会质疑我维权的目的，大家完全了解我和老爸的不屈不饶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还好，渐渐地我也有了自己的小名气。
在美国生活期间，我看过太多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歧视。中国人也的确有一些非常不好的习惯。这使我很小就感受到自己作为中国人应该怎样生活，那就是自尊、自重、懂礼但不能随意屈服。我觉得，不管是海归还是华侨、华裔，只要是有中国血统的人，都应该为中国做一些事情。2002年我决定搬到北京来。老爸友善地警告过我：虽然我的想法是好的，但以我在纽约养成的个性，以我在美国形成的美育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我在北京可能会处处跌碰、格格不入。事实证明，他说对了，但我也并不为这个决定后悔。
这些成长经历和感受决定了我后来的工作方向。正因为有了中西方文化的对比，能够看到差距。我目前正在写一本书叫《李文谈礼》。当然，我讲的礼仪，并不是李文的礼仪，而是国际的礼仪规范。
一位《中国日报》的资深编辑曾对我说：“李文，中国人的道德已经跌入低谷了，你为什么还要写这样一部书？”一位外国朋友也曾对我说：“我已经对中国人彻底失望了。”听到他们的话，我感到很羞愧，难道我们中国人真的不可救药了吗？难道我们就这样无动于衷、任其自然发展下去吗？不，我一定要采取行动，做中国道德的坚决捍卫者。
在这本书的每一个章节里，我都添加了正在读书的女性的西方古典油画，都是我最喜欢的油画。受老爸的影响，我也喜欢书。我很小的时候就帮他擦书，那时觉得很烦。但现在我家的书也非常多。我觉得，女人最美的时刻之一，就是捧着一本书静静阅读的状态。真正的淑女是美貌与才气兼得，真正的优雅不仅仅来自良好的仪态举止，更来自内在知识的丰富。
在大部分的时间里，我也像爸爸一样，躲在自己的书房、阳台静静读书。女人读书有多种姿态，但只要全心进入书的世界，都是最迷人和高贵的，充满诱人的魅力。但遗憾，中国现代的男人女人们，每天忙着赚钱，无头苍蝇一般做事、玩，我觉得很浮躁、压抑、虚荣、世俗、肤浅、假、没劲。我希望每一个中国人，无论多忙、多压抑，也不要降低自己的生活品质。因为只有这样，你的心灵才会快乐，才会更有灵气，会懂得让自己变得更优雅、更精致，心里更有自信，更有品位。
2005年9月，李敖、李文父女在北京。作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