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这张出自牛棚的纸条，为我国第一艘核潜艇耐压壳设计提供了新的观念与理论。直到1978年，万物复苏的时节，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整个科学界沸腾了。在这次注定要载入史册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著名论断，扫清了十年动乱后科学技术发展的政治障碍，被誉为“科学的春天”。
40年间，钟万勰年纪越来越大，但脚步越来越轻松。眼下，他仍然在从事计算机辅助工程软件的研发工作，这套辅助软件，可以说是所有计算力学项目的基础，如同地基一样重要。
事实上，从“牛棚”放出来后，钟万勰就亲自挂帅，成立了大连理工大学计算力学软件团队。上世纪80年代，软件开发就已经有了规模。然而，成果转化之路却走得坎坷又漫长。
大连理工大学计算力学软件研究所副所长陈飙松：当时政策也不支持，现在看来很可惜。
1978年的科学大会点燃了科学家们的希望，但是政策机制的落后仍然束缚和桎梏着科技成果的转化。作为团队第四代负责人，2012年拿着沉甸甸的研究成果，陈飙松甚至难以在市场上找到一家愿意合作的公司。
陈飙松：50次出差，能拉到三十万或者五十万的合同已经很高兴了。
原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六条规定：“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或者主要是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为职务发明创造。职务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该单位；申请被批准后，该单位为专利权人。”也就是说，包括钟万勰、陈飙松在内几代人的研发努力，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国有资产”，而国有资产带来的困境就是投资方担心承担国有资产流失的责任，而无法保证自身的正当权利。
陈飙松：一涉及到国资，他们就认为有很多不可逾越的障碍。
就这样，四十年的研究成果不得不束之高阁。直到2016年，事情突然发生转机，投资人和企业突然纷至沓来，主动要和陈飙松谈合作转化。从无人问津到踏破铁鞋，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投资方的态度发生大逆转呢？原来，2015年10月1日，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修正案（草案）》正式出台，将科技成果的处置权、收益权和使用权下放给了高校。高校可以与研发团队共同协商决定权益分配。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困扰着成果持有人、高校以及企业的所有权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大连理工大学技术研究开发院办公室主任郝涛：国有资产流失恰恰就是这次简政放权，科技成果转化简政放权，一个非常明显改善的地方。
随着新政策的出台，所有权明晰了，科技成果转化的风险和周期大大降低。越来越多的科学家们开始积极创业，把自己的成果推向市场。陈飙松公司所在的科创大厦，就是大连高新区管委会为高校院所老师创业项目提供的免费场地。仅仅7个多月的时间已是一房难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