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我遭遇了终生难忘的“空中停车”事故。那天，我驾驶飞机在吐鲁番作超低空飞行训练，突然，飞机发出巨大的响声，气缸温度骤然升高，发动机转速急剧下降，一个发动机几乎停转。
当时根本没时间想后果，只想着能不能把宝贵的飞机飞回去。我稳稳地握住操纵杆，慢慢地收油门，依靠剩下的一个可以工作的发动机把飞机一点点往上拉。由于动力不足，飞机飞得很慢，而且带有侧滑，操作起来十分艰难。500米、1000米、1500米……慢慢地，飞机升上来，终于越过天山山脉，向着机场飞去，稳稳降落在跑道上。
平稳落地之后，战友们跑过来接我，我才发现自己的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尽管当时很紧张，但我下来之后心情很快就平静下来，第二天照常飞行训练。
1992年底，部队精简整编，我所在的空军师被整个裁掉，飞行员集体转到驻川航空兵某团。当时家里经济条件不太好，有亲朋好友劝我转去民航工作，也能增加些收入。但我的理想是当战斗机王牌飞行员，去开四平八稳的民航飞机实在不是我的愿望。当时我已经是飞行近千小时的二级战斗机飞行员了，而安全飞行1000小时以上就可以参评一级飞行员。
在爱人张玉梅的理解和支持下，1993年初，我来到驻川航空兵某团，由“强5”改飞“歼6”，用了两年多时间，终于飞完了歼击机的基础课目，掌握了全部技能。后来，我被提拔为中队长，又调到团里当了领航主任。到1996年为止，作为飞行员，我基本年年飞全勤，总共安全飞行1350小时，成为一级飞行员。
1995年9月，经中央军委批准，载人航天工程指挥部从空军现役飞行员中选拔预备航天员。
我是在意外、兴奋和一无所知的茫然中得到参加航天员选拔的通知的，然后，在最短的时间内，我对当一名航天员意味着什么作了大致了解。
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有老一辈革命家和科学家的心血付出，有千千万万无名英雄的默默奉献，到了90年代，中国航天员应时代的呼唤出现了。可以说，我们这一代飞行员，无疑是幸运的，因为将有机会去实现古老民族的飞天梦想。
1996年初，我们886名飞行员在青岛空军疗养院参加外围体检和初选。体检用了整整一个月，几乎动用了一切可能手段，对我们进行了从头到脚的逐项检查。许多身体条件和知识水平看似无可挑剔的飞行员，可能因为一个小问题就被刷掉了。
这一关下来，886人变成了90人，然后从90人中又筛选出60人，到北京接受复检。我提前3天就到了空军总医院接受检查，十来天的复检结束后，又淘汰了20人。
1996年8月，我们被送到航天员中心做特殊功能检查。检查中用到的很多设备仪器和方法，都是我以前从来没见过的，做起来感觉相当痛苦。
比如在离心机上飞速旋转，经受7倍于体重的超重，测试胸背向、头盆向的超重耐力；在压力试验舱，要模拟上升到5000米、10000米高空，检查耳气压功能、低压缺氧耐力和减压病的易感性；在旋转座椅和秋千上检查前庭功能；进行下体负压、立位耐力、心理功能等测试。这些检查内容，我们每名航天员至今也依然在经常训练，以保持身体的状态和各项机能。
检查结束后，预选航天员只剩下20人。
1996年12月，我们结束了全部测试，却没有宣布结果，只是要我们回部队等消息。
1997年，航天员中心专家组来到我所在部队，分别同我的战友和妻子进行谈话考核。
专家们问我的妻子（张玉梅）：“如果杨利伟被选为航天员，今后的生活有所变动，你能习惯吗？”“当航天员有危险，你同意吗？”
玉梅的回答很干脆：“习惯！这些年都是这么过来的。”“利伟当飞行员这么多年了，有危险不算什么事情，他看重自己的事业，无论他做啥，我都支持。”
就这样，1997年底，我们12名飞行员来到北京，和先前加入航天员队伍的2名“国际航天员”证书拥有者吴杰、李庆龙一同“隐居”起来，成了航天城里最神秘、最难以接近、最不自由的人。
其实，严格的管理既是对我们的保护，也是我们成为一名合格航天员的保证，这是因为，入队以后，我们要在5年时间学完航天医学、地理气象学、高等数学、自动控制等基础理论和体质训练、心理训练、航天环境耐力和适应性训练、航天专业技术训练、飞行程序与任务模拟训练、救生与生存等8大类上百个训练科目。
1998年1月5日，中国航天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正式成立了。
那天，我们在国旗下庄严宣誓，并一一在国旗上庄重签下自己的名字。
前排左三为杨利伟。
首批14名航天员里，有一大半人年龄比我小，学历比我高，有的还是双学士，我感到了很现实的压力。面对强手，我不服输的个性又一次爆发了，从第一门课开始，就特别用功，也深信只要一点点地积累，坚持不懈地努力，就能取得好的成绩。
为了完成飞船模拟器训练，我把能找到的舱内设备图和电路图都找来，贴在宿舍的墙上，随时默记，还专门花1万多块钱买了台摄像机，把模拟器各舱段内的每个角落，都拍了照片、录了录像，反复观看、随时练习——那时我的工资每月才2000多块钱。
训练课结束后，那些密密麻麻的图表和键钮都印在了脑海里，我对它们比对自己手上的纹路还熟悉，一闭上眼睛，座舱里所有的仪表、电门，都清清楚楚地出现在面前，随便说出一个设备名称，我马上就会想到它的颜色、位置和作用。航天员飞行手册，像一本厚厚的辞典，我基本都能背下来，我还把航天员的好多操作，编成了口诀和顺口溜，用一个字代表一个动作，朗朗上口、好记易学。
体质训练是我的强项。2001年我36岁，百米比赛跑了11秒97，创造了单位运动会的百米纪录。
第一名为杨利伟。
我的前庭功能、超重耐力等，也都是航天员中最好的。在航天员的全部学习训练课目结业总评中，我的综合成绩排名第一。
我至今也不觉得自己有过人的聪明，关键是用心和用功，而用功的关键在于讲究学习的方式方法，提高学习效率。困难和挫折就像湍急河水里湿滑的石头，一不留神就可能让你滑倒，然而了解了这些困难、战胜了这些挫折，却又可以摸着石头过河，让它们变成帮助你渡过河流的助力。
在一次次体能和心理的超负荷训练后，我慢慢摸索到一条规律：当一件事坚持到快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接近成功了。
备战神舟五号任务期间，我遇到了人生最大的困难。那是2001年底，妻子玉梅得了严重的肾病，经常腰疼，却因为我训练紧张，而5岁的儿子又需要人照顾，一直拖了大半年没有去检查，直到出现尿血才慌忙去了301医院，当时就留院治疗，并做了穿刺手术。
玉梅术后第二天，我要去吉林进行飞行训练，这些训练都是一次性的，无法补课，走还是不走，我的心里充满痛苦和矛盾。
那晚，我在妻子病床前坐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早上称体重，竟然掉了一斤半。妻子看出了我的心思，故作轻松地动员我按计划去参加了这次训练。
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玉梅每个月都有10天要在医院里度过，每次我都要提前开好转院单，把她送到医院办好手续，再赶回航天城继续自己的训练。
玉梅住院时，儿子没人照顾，大队特批我可以住在家里。每天照顾孩子入睡，10点后我开始自己的学习，第二天清晨把孩子送上学校的班车，再赶回去继续训练。
2003年“非典”肆虐，正是备战首飞任务的关键时期，我们完全封闭，与家人隔离，家里的一切大事小情都交给了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他们像对自己的家人一样，照顾好我的家庭，让我全身心投入训练。
那年正是世界航天界的多事之秋。2月1日，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返回时爆炸解体，7名航天员遇难；5月4日，俄罗斯“联盟TMA1”飞船返回时落点偏差达400多公里，险些酿成恶果；8月22日，巴西运载火箭在发射场爆炸，星箭无存，21人丧生……
这些事故考验着我们承受风险、认识风险的能力，也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危险时时存在，不能有哪怕一丝一毫的疏忽，所有的操作训练应该更加细致。那段时间，航天员中心为此召开的任务形势分析会，变成了全体航天员的请战会。
我们不是不珍惜生命，更不是无视风险，而是对自己的能力与技术充满自信。“祖国利益高于一切，荣誉至高无上，责任重于泰山”，这正是我们军人的核心精神所在，甘于奉献和对理想信念的坚持，让我们勇敢面对一切艰险。
2003年5月中旬，我们开始进行任务前的关键考核，考核内容包括笔试、口试、实际操作和身体素质全面考评。
7月3日，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选评委员会评定结果揭晓：我们14名航天员全部具备了独立执行航天飞行任务的能力，予以结业并同时获得三级航天员资格。中国航天员大队的训练淘汰率为零，这在世界航天界绝无仅有，按照美国和俄罗斯的经验，航天员在训练中的淘汰率一般为50％。
接下来，专家们在14名通过考核的航天员中，选出5名表现更为突出的进入下一阶段，又经过为期2个月的强化训练，选出3人进入首飞梯队，最后通过具体针对首飞任务的训练模拟，确定执行任务的1名航天员。
这种考核排位，是十分残酷的，在很多课目中，第一名和最后一名的分差也只有一两分甚至零点几分。
9月中旬，全体航天员来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载人航天发射场，进行最后的训练和选拔。我和翟志刚、聂海胜3人首飞梯队进行了“人-船-箭-地”联合检查演练。
那年国庆节，航天员中心给我们首飞梯队3人放了3天假。这3天，我哪儿也没有去，就和父母、妻子和儿子待在家里，和他们一起吃饭聊天。在此之前，我已经有半年时间没回家了。执行任务前，能和家人团聚，感觉非常温暖，那是一名即将出征的军人，对亲人和家庭的依恋和珍惜。
10月12日，我和志刚、海胜就要告别亲人、战友，奔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了。之前的一天晚上，我特意回了趟家。平时，家里的电子闹钟都是我调，我就拿起闹钟对玉梅说，“我走了，你也不会调表，我教教你吧。”
说的似乎很随意，但我其实是想了很久才说出来的。玉梅一下就听出了我的意思，一把抢过闹钟，坚决地说：“不，我等你回来给我调！”
第二天清晨，整个航天城的老老少少，都来为我们送行，在那样热烈的欢送场面中，我和志刚、海胜平静地登车，离开了航天城。
10月14日下午，载人航天工程指挥部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会议，确定我为首飞航天员，翟志刚、聂海胜为备份航天员。按照要求，他们直到飞船升空的最后一秒，都会时刻做好准备。
当晚7点，时任航天员中心党委书记吴川生向我通报了执行首飞任务的消息。尽管心里热流涌动，但我还是尽量保持心理稳定，平静地对他说：“感谢祖国和人民给了我这个机会，我一定以一颗平常心去做好准备，完成首飞任务。”
10月15日凌晨2时，随行医生将我们唤醒，开始任务前的体检和各项测试。5时20分，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来到问天阁为我们壮行。他说：“一会儿，杨利伟就要作为我国第一个探索太空的勇士出征，就要肩负着祖国和人民的重托，去实现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相信你一定会沉着冷静，坚毅果敢，圆满完成这一光荣而神圣的使命。我们等待着你胜利归来。”这些话，直到今天犹在耳边。
向首长们挥手道别后，走到门边，我忍不住又回过头来，这时，我忽然看到，胡锦涛同志的眼睛里似乎有泪光闪烁，我的心情一下变得很复杂：既感到震撼，又有些吃惊；既非常感动，又有一种不忍。时至今日回想起来，仍然会眼眶发热，激动不已。
每次载人飞行任务，中央领导同志代表党和人民为航天员出征壮行，我们总能感到全国人民的心和我们紧紧连在一起。我想，无论是谁，在那种情况下都无法克制自己的情感。
神舟五号航天员出征仪式。
6时许，我和3名护送员登上50多米高的发射塔架飞船平台。6时15分，接到进舱命令后，我独自钻进船舱，按计划完成发射前各项准备。医学监视数据显示，直到9点钟火箭发射那一刻，我的心律始终保持在76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