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揭秘！杨利伟从战斗机飞行员到航天员闯过多少关？）
1965年6月21日，我出生在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一个普通家庭，一家五口人，父母、姐姐、我和弟弟，父亲在县里的土产公司上班，母亲是一名中学老师。
上幼儿园时，我的名字还是“杨立伟”，等到上了小学认了字，自己觉得“站立”的“立”哪有“胜利”的“利”有气势啊，于是自己改成了“杨利伟”。
上世纪70年代，是一个崇拜英雄、渴望胜利的年代。我们都是从小听着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雷锋这些英雄故事长大的。我特别渴望看书买书，但家里确实没钱，记得当时小人书几分钱一本，我就出去捡废品卖，一分钱一分钱慢慢攒，攒够几毛就买一套，逐渐积攒了很多小人书，全都是像《水浒传》《岳飞传》《铁道游击队》之类惩奸除恶、保家卫国的英雄故事。
小伙伴们在一块儿，最常干的就是玩打仗游戏，有一次我还把一个同学的脑袋砸破了，那个同学叫二宝，看到二宝头破血流，我心里实在是万分愧疚，就把自己存钱罐里攒了很长时间存下来的不到十块钱交给了老师，请老师转给二宝当医药费。通过这事我也明白了一个道理：当英雄不是好勇斗狠、蛮干硬拼，而是要把本事用在保护弱小、避免朋友受到伤害上。
后来有一次，小伙伴一起去河里游泳，同学小胖游到一半没力气了，一边扑腾一边往下沉。我已经游到岸边了，听到他喊“救命”，便赶忙回去拽他，俩人一边挣扎一边向岸边游，呛了很多水，终于游回了岸。从那以后，小伙伴们都叫我“杨哥”，我也第一次体会到了当英雄的感觉。
家乡绥中有个军用机场，有一年“八一”节，学校组织我们去机场看飞行，我吃惊地看着银色的飞机腾空而起，又从天而降，看见飞行员穿着飞行衣、戴着飞行帽，从飞机上下来，高大而神气，心里又崇拜又羡慕。从那以后，我就经常在机场旁边一站许久，看飞机、看飞行员跳伞，似乎就在那时，飞上蓝天的梦想逐渐在心里扎下了根。
1983年6月，我顺利通过招飞考试，成为保定航校1700多名飞行学员中的一员。报到后，航校要组织入校摸底考试，成绩不合格就会被退学。那段时间，我整天捧书苦读，把争强好胜的劲头全部用到了学习上，成绩逐渐名列前茅。
在军校的最初几个月，从精神到身体，整天都是紧绷着的。一开始不适应，但是过了这一段，这种严格的纪律观念就渗入到每天的言行举止，养成了一种习惯，让人感到遵守纪律规范成了很自然的事，这也影响到了我以后的工作和生活，包括以后成了战斗机飞行员和航天员，虽然在某些方面要求更加严格，但我并没有感到有多大困难。
正是青年时期那些艰苦的训练、严格的纪律、身体和精神上的锻炼，培养了我、影响了我、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我。军人做事追求极致，强调执行力，要做到胆大心细、准确认真，尤其作为飞行员、航天员，任何细小的误差和失误，都有可能影响到任务的完成、威胁到生命的安全，军中无小事，往往细节决定成败、决定生死。
在军旅生活那些紧张、痛苦和单调之中，也有一种特别的阳刚与明亮的美感，尽管学习训练非常紧张、艰苦和严格，但并不排斥我们的爱好和个性，反而有助于培养我们在发展兴趣爱好上的毅力。
我在航校期间，喜欢上了唱歌、弹吉他，成了文艺骨干，后来到航天员大队，又成了航天员乐队的黑管乐手，还经常当晚会的节目主持人，这些都要感谢军校对我的培养。
前排右二为杨利伟。
1984年夏天，我和几十个同学被转到新疆的空军第八航校去学飞小飞机，也就是战斗机。八航校训练任务重、淘汰压力大，我们那一期近70名同学，到四年后毕业时，只飞出来十几个人。大家时刻面临压力，都希望第一批放单飞，避免停飞和淘汰。大部分课目，我都做到了第一批放单飞，但是在抗过载和高速翻滚两个课目上遇到了障碍，为了克服它，我在正常训练之外给自己“加餐”——左手捏右耳、右手捏左耳，原地打圈，锻炼前庭功能。
1985年，我顺利完成了初教6和歼教5单飞训练。随着飞行次数越来越多，技术越来越娴熟，就有意尝试一些动作，玩一些花样。初教机一般只能飞到4、5千米，我和同学们有时故意在空中较量，看谁还能飞得再高一些。向上爬升中有时忘了时间，等意识到按正常飞行已经不能准时回到机场，而不能准时就算不合格，情急之下我们就驾机向下猛扎，在规定时间内返回。飞低空时，我们会故意飞得很低，有时从50米的低空快速掠过，巨大的轰鸣和强烈的气流，把地面的羊群惊得四散奔逃。
飞行员大多都有这样的顽皮故事，它是飞行快乐的一种释放，源自对自己和战机的熟知，也是在充分掌控的前提下，对危险的边界的体验与品味。
1987年夏天，我的军校生涯结束了。毕业离校前，我领到了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120多块钱。同学们每人都到街上买了一双皮鞋，骄傲地穿去逛街，街上的行人看着我们指指点点议论——要的就是这种“拉风”的效果啊！我们听见了，还尽量装作若无其事，但最后大家还是憋不住劲，一路笑着回了航校。
毕业后，我所在的中队被集体分到空军某师驻甘肃的一个飞行团。大伙儿坐着小火车来到一个县城，到了部队才发现这里比茫茫戈壁的新疆还要荒凉。在甘肃一年多之后，我又随部队转场到了陕西，飞“强5”轻型超音速强击机。
1992年，我遭遇了终生难忘的“空中停车”事故。那天，我驾驶飞机在吐鲁番作超低空飞行训练，突然，飞机发出巨大的响声，气缸温度骤然升高，发动机转速急剧下降，一个发动机几乎停转。
当时根本没时间想后果，只想着能不能把宝贵的飞机飞回去。我稳稳地握住操纵杆，慢慢地收油门，依靠剩下的一个可以工作的发动机把飞机一点点往上拉。由于动力不足，飞机飞得很慢，而且带有侧滑，操作起来十分艰难。500米、1000米、1500米……慢慢地，飞机升上来，终于越过天山山脉，向着机场飞去，稳稳降落在跑道上。
平稳落地之后，战友们跑过来接我，我才发现自己的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尽管当时很紧张，但我下来之后心情很快就平静下来，第二天照常飞行训练。
1992年底，部队精简整编，我所在的空军师被整个裁掉，飞行员集体转到驻川航空兵某团。当时家里经济条件不太好，有亲朋好友劝我转去民航工作，也能增加些收入。但我的理想是当战斗机王牌飞行员，去开四平八稳的民航飞机实在不是我的愿望。当时我已经是飞行近千小时的二级战斗机飞行员了，而安全飞行1000小时以上就可以参评一级飞行员。
在爱人张玉梅的理解和支持下，1993年初，我来到驻川航空兵某团，由“强5”改飞“歼6”，用了两年多时间，终于飞完了歼击机的基础课目，掌握了全部技能。后来，我被提拔为中队长，又调到团里当了领航主任。到1996年为止，作为飞行员，我基本年年飞全勤，总共安全飞行1350小时，成为一级飞行员。
1995年9月，经中央军委批准，载人航天工程指挥部从空军现役飞行员中选拔预备航天员。
我是在意外、兴奋和一无所知的茫然中得到参加航天员选拔的通知的，然后，在最短的时间内，我对当一名航天员意味着什么作了大致了解。
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有老一辈革命家和科学家的心血付出，有千千万万无名英雄的默默奉献，到了90年代，中国航天员应时代的呼唤出现了。可以说，我们这一代飞行员，无疑是幸运的，因为将有机会去实现古老民族的飞天梦想。
1996年初，我们886名飞行员在青岛空军疗养院参加外围体检和初选。体检用了整整一个月，几乎动用了一切可能手段，对我们进行了从头到脚的逐项检查。许多身体条件和知识水平看似无可挑剔的飞行员，可能因为一个小问题就被刷掉了。
这一关下来，886人变成了90人，然后从90人中又筛选出60人，到北京接受复检。我提前3天就到了空军总医院接受检查，十来天的复检结束后，又淘汰了20人。
1996年8月，我们被送到航天员中心做特殊功能检查。检查中用到的很多设备仪器和方法，都是我以前从来没见过的，做起来感觉相当痛苦。
比如在离心机上飞速旋转，经受7倍于体重的超重，测试胸背向、头盆向的超重耐力；在压力试验舱，要模拟上升到5000米、10000米高空，检查耳气压功能、低压缺氧耐力和减压病的易感性；在旋转座椅和秋千上检查前庭功能；进行下体负压、立位耐力、心理功能等测试。这些检查内容，我们每名航天员至今也依然在经常训练，以保持身体的状态和各项机能。
检查结束后，预选航天员只剩下20人。
1996年12月，我们结束了全部测试，却没有宣布结果，只是要我们回部队等消息。
1997年，航天员中心专家组来到我所在部队，分别同我的战友和妻子进行谈话考核。
专家们问我的妻子（张玉梅）：“如果杨利伟被选为航天员，今后的生活有所变动，你能习惯吗？”“当航天员有危险，你同意吗？”
玉梅的回答很干脆：“习惯！这些年都是这么过来的。”“利伟当飞行员这么多年了，有危险不算什么事情，他看重自己的事业，无论他做啥，我都支持。”
就这样，1997年底，我们12名飞行员来到北京，和先前加入航天员队伍的2名“国际航天员”证书拥有者吴杰、李庆龙一同“隐居”起来，成了航天城里最神秘、最难以接近、最不自由的人。
其实，严格的管理既是对我们的保护，也是我们成为一名合格航天员的保证，这是因为，入队以后，我们要在5年时间学完航天医学、地理气象学、高等数学、自动控制等基础理论和体质训练、心理训练、航天环境耐力和适应性训练、航天专业技术训练、飞行程序与任务模拟训练、救生与生存等8大类上百个训练科目。
1998年1月5日，中国航天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正式成立了。
那天，我们在国旗下庄严宣誓，并一一在国旗上庄重签下自己的名字。
前排左三为杨利伟。
首批14名航天员里，有一大半人年龄比我小，学历比我高，有的还是双学士，我感到了很现实的压力。面对强手，我不服输的个性又一次爆发了，从第一门课开始，就特别用功，也深信只要一点点地积累，坚持不懈地努力，就能取得好的成绩。
为了完成飞船模拟器训练，我把能找到的舱内设备图和电路图都找来，贴在宿舍的墙上，随时默记，还专门花1万多块钱买了台摄像机，把模拟器各舱段内的每个角落，都拍了照片、录了录像，反复观看、随时练习——那时我的工资每月才2000多块钱。
训练课结束后，那些密密麻麻的图表和键钮都印在了脑海里，我对它们比对自己手上的纹路还熟悉，一闭上眼睛，座舱里所有的仪表、电门，都清清楚楚地出现在面前，随便说出一个设备名称，我马上就会想到它的颜色、位置和作用。航天员飞行手册，像一本厚厚的辞典，我基本都能背下来，我还把航天员的好多操作，编成了口诀和顺口溜，用一个字代表一个动作，朗朗上口、好记易学。
体质训练是我的强项。2001年我36岁，百米比赛跑了11秒97，创造了单位运动会的百米纪录。
第一名为杨利伟。
我的前庭功能、超重耐力等，也都是航天员中最好的。在航天员的全部学习训练课目结业总评中，我的综合成绩排名第一。
我至今也不觉得自己有过人的聪明，关键是用心和用功，而用功的关键在于讲究学习的方式方法，提高学习效率。困难和挫折就像湍急河水里湿滑的石头，一不留神就可能让你滑倒，然而了解了这些困难、战胜了这些挫折，却又可以摸着石头过河，让它们变成帮助你渡过河流的助力。
在一次次体能和心理的超负荷训练后，我慢慢摸索到一条规律：当一件事坚持到快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接近成功了。
备战神舟五号任务期间，我遇到了人生最大的困难。那是2001年底，妻子玉梅得了严重的肾病，经常腰疼，却因为我训练紧张，而5岁的儿子又需要人照顾，一直拖了大半年没有去检查，直到出现尿血才慌忙去了301医院，当时就留院治疗，并做了穿刺手术。
玉梅术后第二天，我要去吉林进行飞行训练，这些训练都是一次性的，无法补课，走还是不走，我的心里充满痛苦和矛盾。
那晚，我在妻子病床前坐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早上称体重，竟然掉了一斤半。妻子看出了我的心思，故作轻松地动员我按计划去参加了这次训练。
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玉梅每个月都有10天要在医院里度过，每次我都要提前开好转院单，把她送到医院办好手续，再赶回航天城继续自己的训练。
玉梅住院时，儿子没人照顾，大队特批我可以住在家里。每天照顾孩子入睡，10点后我开始自己的学习，第二天清晨把孩子送上学校的班车，再赶回去继续训练。
2003年“非典”肆虐，正是备战首飞任务的关键时期，我们完全封闭，与家人隔离，家里的一切大事小情都交给了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他们像对自己的家人一样，照顾好我的家庭，让我全身心投入训练。
那年正是世界航天界的多事之秋。2月1日，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返回时爆炸解体，7名航天员遇难；5月4日，俄罗斯“联盟TMA1”飞船返回时落点偏差达400多公里，险些酿成恶果；8月22日，巴西运载火箭在发射场爆炸，星箭无存，21人丧生……
这些事故考验着我们承受风险、认识风险的能力，也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危险时时存在，不能有哪怕一丝一毫的疏忽，所有的操作训练应该更加细致。那段时间，航天员中心为此召开的任务形势分析会，变成了全体航天员的请战会。
我们不是不珍惜生命，更不是无视风险，而是对自己的能力与技术充满自信。“祖国利益高于一切，荣誉至高无上，责任重于泰山”，这正是我们军人的核心精神所在，甘于奉献和对理想信念的坚持，让我们勇敢面对一切艰险。
2003年5月中旬，我们开始进行任务前的关键考核，考核内容包括笔试、口试、实际操作和身体素质全面考评。
7月3日，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选评委员会评定结果揭晓：我们14名航天员全部具备了独立执行航天飞行任务的能力，予以结业并同时获得三级航天员资格。中国航天员大队的训练淘汰率为零，这在世界航天界绝无仅有，按照美国和俄罗斯的经验，航天员在训练中的淘汰率一般为50％。
接下来，专家们在14名通过考核的航天员中，选出5名表现更为突出的进入下一阶段，又经过为期2个月的强化训练，选出3人进入首飞梯队，最后通过具体针对首飞任务的训练模拟，确定执行任务的1名航天员。
这种考核排位，是十分残酷的，在很多课目中，第一名和最后一名的分差也只有一两分甚至零点几分。
9月中旬，全体航天员来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载人航天发射场，进行最后的训练和选拔。我和翟志刚、聂海胜3人首飞梯队进行了“人-船-箭-地”联合检查演练。
那年国庆节，航天员中心给我们首飞梯队3人放了3天假。这3天，我哪儿也没有去，就和父母、妻子和儿子待在家里，和他们一起吃饭聊天。在此之前，我已经有半年时间没回家了。执行任务前，能和家人团聚，感觉非常温暖，那是一名即将出征的军人，对亲人和家庭的依恋和珍惜。
10月12日，我和志刚、海胜就要告别亲人、战友，奔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了。之前的一天晚上，我特意回了趟家。平时，家里的电子闹钟都是我调，我就拿起闹钟对玉梅说，“我走了，你也不会调表，我教教你吧。”
说的似乎很随意，但我其实是想了很久才说出来的。玉梅一下就听出了我的意思，一把抢过闹钟，坚决地说：“不，我等你回来给我调！”
第二天清晨，整个航天城的老老少少，都来为我们送行，在那样热烈的欢送场面中，我和志刚、海胜平静地登车，离开了航天城。
10月14日下午，载人航天工程指挥部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会议，确定我为首飞航天员，翟志刚、聂海胜为备份航天员。按照要求，他们直到飞船升空的最后一秒，都会时刻做好准备。
当晚7点，时任航天员中心党委书记吴川生向我通报了执行首飞任务的消息。尽管心里热流涌动，但我还是尽量保持心理稳定，平静地对他说：“感谢祖国和人民给了我这个机会，我一定以一颗平常心去做好准备，完成首飞任务。”
10月15日凌晨2时，随行医生将我们唤醒，开始任务前的体检和各项测试。5时20分，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来到问天阁为我们壮行。他说：“一会儿，杨利伟就要作为我国第一个探索太空的勇士出征，就要肩负着祖国和人民的重托，去实现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相信你一定会沉着冷静，坚毅果敢，圆满完成这一光荣而神圣的使命。我们等待着你胜利归来。”这些话，直到今天犹在耳边。
向首长们挥手道别后，走到门边，我忍不住又回过头来，这时，我忽然看到，胡锦涛同志的眼睛里似乎有泪光闪烁，我的心情一下变得很复杂：既感到震撼，又有些吃惊；既非常感动，又有一种不忍。时至今日回想起来，仍然会眼眶发热，激动不已。
每次载人飞行任务，中央领导同志代表党和人民为航天员出征壮行，我们总能感到全国人民的心和我们紧紧连在一起。我想，无论是谁，在那种情况下都无法克制自己的情感。
神舟五号航天员出征仪式。
6时许，我和3名护送员登上50多米高的发射塔架飞船平台。6时15分，接到进舱命令后，我独自钻进船舱，按计划完成发射前各项准备。医学监视数据显示，直到9点钟火箭发射那一刻，我的心律始终保持在76下。
“10、9、8、7……”最后的点火倒计时声响起，在数到“4”的时候，我很自然地敬了一个军礼，寂静的耳机中传来热烈的掌声。9时整，火箭点火升空。我全身用力，肌肉紧张，整个人收得像一块铁。飞船逐渐加速，负荷逐步加大，但我感到那种压力远不像训练中那么大，全身的肌肉才渐渐放松下来。
就在火箭上升到三四十公里的高度时，火箭和飞船突然开始急剧抖动，与人体产生了共振，我的五脏六腑似乎都要碎了，几乎难以承受。共振持续了26秒后，终于慢慢减轻，我感到从没有过的轻松和舒服，如释千钧重负，如同一次重生。后来才知道，这26秒不仅我感觉特别漫长，地面的科技人员也陷入了空前的紧张。经过科技人员共同努力，终于解决了这个共振问题，在以后的飞行任务中再没发生此类情况。
进入太空，享受着失重的快感，看到蔚蓝的地球，我不禁发自内心地为国家的科技发展感到自豪，为全人类的伟大感到骄傲。
我深深明白，自己不是一个人在飞行，而是代表所有中国人，甚至全人类来到了太空，就情不自禁地拿出太空笔，在工作日志背面写下了一句话：“为了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中国人来到太空了”，并把日志举到摄像头前，与全国人民一起分享激动的心情。
飞船飞行到第7圈，我把事先准备好的中国国旗和联合国旗展示在摄像头前，向世界各国人民问好，向在太空中工作的同行们问好，向祖国人民、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问好，感谢全国人民的关怀。
杨利伟在太空展示中国国旗和联合国旗。
第8圈，载人航天工程指挥部专门安排我和家人进行了5分钟的天地通话，这也成为我一生中最温暖的回忆。
10月16日4时31分，我在飞船上接到了返航的命令。在完成了返回前的各项准备之后，6时许，飞船脱离原来的轨道，沿返回轨道向着陆场飞行。
6时04分，飞船飞至距地面100公里，逐步进入稠密大气层。这时，从未见过的惊险一幕出现了：
飞船与大气摩擦产生的高温，把舷窗外面烧得一片通红，在通红的窗外，飞船表面防烧蚀层剥落产生的红色白色碎片不停划过。而更令人害怕的是，飞船右侧的舷窗竟然开始出现裂纹。当时心里特别紧张，我想，这回看来是真的要光荣了。后来才知道，这个裂纹是舷窗外的防烧涂层，而不是玻璃窗本身。
6时23分，飞船降落在内蒙古四子王旗阿木古郎草原腹地，而这一时刻，正好是当天天安门升国旗的时刻，这真是一个无法设计的巧合。
飞船落地时，我的嘴唇被头戴式麦克风磕了一下，鲜血一下子流了下来。但我顾不得它了，为了这次飞行，命都可以不要，流点血又算得了什么？！
我向指挥部报告：“我是神舟五号，我已安全着陆。”几分钟后，着陆场搜救队员就来到返回舱旁边，帮我打开舱门。开舱门那个年轻士兵叫李涛，一看到他，我第一个念头就是——可见着亲人了！
神舟五号飞行结束了。中华民族的千年飞天梦想实现了。我也从一个与外界接触甚少的人，仿佛一下子变成了公众人物，甚至成了“名人”。但我深深知道，是祖国和人民选择了我，是千千万万科技人员托举着我飞上太空，而飞天正是我们每名航天员的职业和事业、初心和使命。
树高千尺唯有根深，江流万里不忘本源。只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们才能飞得更高更远。飞天归来，祖国和人民给了我崇高的荣誉，我也发誓要倍加珍惜这份光荣，争取创造更大辉煌。
2008年7月12日，我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中国航天员队伍里第一位将军。根据事业发展的需要和组织的安排，我先后担任了中国航天员中心副主任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从一名士兵成长为一名将军，从一名担负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成长为一名载人航天工程组织管理者，我庆幸自己赶上了祖国航天事业蓬勃发展的好时代，才有了实现理想的机遇和平台。
杨利伟等应特区政府邀请访港。
每次参加国际会议和航天交流，国外航天界的同行总是盛赞中国航天事业的飞速发展，惊叹于中国的成就。记得我们到美国参加会议时，曾经和阿姆斯特朗一同登月的美国宇航员奥尔德林，专门来到我们住的酒店拜访。80多岁的老先生激动地说：“没有中国人的太空是不完美的。祝贺你！祝贺中国！”
值得欣慰的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在初探太空之后并未止步，从一人一天到多人多天，从天地往返到空间出舱，从交会对接到太空驻留，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战略稳步推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神舟九号、神舟十号、神舟十一号、天宫二号等任务的顺利实施，中国载人航天迎来了空间站建设的新时代，中国人飞向太空的脚步将会迈得更高更远更稳。
我们全体航天员将同全国人民一道，埋头苦干，砥砺奋进，以拼搏和汗水，共同奋进新时代、再写新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