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眼”之难，还有工程预算。
有那么几年时间，南仁东成了一名“推销员”，大会小会、中国外国，逢人就推销“天眼”项目。
“天眼”成了南仁东倾注心血的孩子。
他不再有时间打牌、唱歌，甚至东北人的“唠嗑”也扔了。他说话越来越开门见山，没事找他“唠嗑”的人，片刻就会被打发走。
审核“天眼”方案时，不懂岩土工程的南仁东，用了1个月时间埋头学习，对每一张图纸都仔细审核、反复计算。
即使到了70岁，他还在往工地上跑。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四研究所的邢成辉，曾在一个闷热的夏日午后撞见南仁东。为了一个地铆项目的误差，南仁东放下筷子就跑去工地，生怕技术人员的测量出了问题。
一个当初没有多少人看好的梦想，最终成为一个国家的骄傲。
群山之中的FAST工程(2016年9月24日摄)。新华社记者欧东衢摄
“天眼”，看似一口“大锅”，却是世界上最大、最灵敏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可以接收到百亿光年外的电磁信号。
“20多年来他只做这一件事。”南仁东病逝消息传来，国家天文台台长严俊把自己关在屋里哭了一场：“天眼”项目就像为南仁东而生，也燃烧了他最后20多年的人生。
“狂”：做世界独一无二的项目
“对他而言，中国需要这样一个望远镜，他扛起这个责任，就有了一种使命感。”
狂者进取。
“天眼”曾是一个大胆到有些突兀的计划。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口径不到30米。
与美国寻找地外文明研究所的“凤凰”计划相比，口径500米的中国“天眼”，可将类太阳星巡视目标扩大至少5倍。
世界独一无二的项目，不仅是研究天文学，还将叩问人类、自然和宇宙亘古之谜。在不少人看来，这难道不是“空中楼阁”吗?
中国为什么不能做?南仁东放出“狂”言。
南仁东带领外国专家和工作人员考察大窝凼，并和当地村民合影留念(翻拍照片，2003年10月摄)。新华社发
他骨子里不服输。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国开会时，他就会拿着一口不算地道的英语跟欧美同行争辩，从天文专业到国际形势，有时候争得面红耳赤，完了又搂着肩膀一块儿去喝啤酒。
多年以后，他还经常用他那富有磁性的男中音说一个比喻：当年哥伦布建造巨大船队，得到的回报是满船金银香料和新大陆;但哥伦布计划出海的时候，伊莎贝拉女王不知道，哥伦布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现一片新大陆。
这是他念兹在兹的星空梦——中国“天眼”，FAST，这个缩写也正是“快”的意思。
“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国际同行这样评价。
“对他而言，中国需要这样一个望远镜，他扛起这个责任，就有了一种使命感。”“天眼”工程副经理张蜀新与南仁东的接触越多，就越理解他。
“天眼”是一个庞大系统工程，每个领域，专家都会提各种意见，南仁东必须做出决策。
没有哪个环节能“忽悠”他。这位“首席科学家”“总工程师”，同样也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每个细节，南仁东都要百分百肯定的结果，如果没有解决，就一直盯着，任何瑕疵在他那里都过不了关。
工程伊始，要建一个水窖。施工方送来设计图纸，他迅速标出几处错误打了回去。施工方惊讶极了：这个搞天文的科学家怎么还懂土建?
一位外国天文杂志的记者采访他，他竟然给对方讲起了美学。
“天眼”总工艺师王启明说，科学要求精度，精度越高性能越好;可对工程建设来说，精度提高一点，施工难度可能成倍增加。南仁东要在两者之间求得平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外人送他的天才“帽子”，南仁东敬谢不敏。他有一次跟张蜀新说：“你以为我是天生什么都懂吗?其实我每天都在学。”的确，在张蜀新记忆里，南仁东没有节假日的概念，每天都在琢磨各种事情。
2010年，因为索网的疲劳问题，“天眼”经历了一场灾难性的风险。65岁的南仁东寝食不安，天天在现场与技术人员沟通。工艺、材料，“天眼”的要求是现有国家标准的20倍以上，哪有现成技术可以依赖。南仁东亲自上阵，日夜奋战，700多天，经历近百次失败，方才化险为夷。
因为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项目”，他一直在跟自己较劲。
“野”--永远保持对未知世界的求知欲望
“科学探索不能太功利，只要去干，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南仁东的性格里有股子“野劲”，想干的事一定要干成。
2014年，“天眼”反射面单元即将吊装，年近七旬的南仁东坚持自己第一个上，亲自进行“小飞人”载人试验。
这个试验需要用简易装置把人吊起来，送到6米高的试验节点盘。在高空中无落脚之地，全程需手动操作，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摔下来。
从高空下来，南仁东的衣服被汗水浸透了，但他发现试验中的几个问题。
“他喜欢冒险。没有这种敢为人先的劲头，是不可能干成‘天眼’项目的。”严俊说。
“天眼”现场有6个支撑铁塔，每个建好时，南仁东总是“第一个爬上去的人”。几十米高的圈梁建好了，他也要第一个走上去，甚至在圈梁上奔跑，开心得像个孩子。
南仁东在大窝凼施工现场与工程技术人员讨论(2013年12月31日摄)。新华社发(中科院国家天文台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