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下，这些年轻的姑娘、小伙没话说了。又过了几天，他们来找我时，拿出了十多个名字让我挑选。当我看到“东方时空”这个名字时，当真是被触动到了——很大气，很有创意，而且有着丰富的内涵，丁关根同志（注：时任中宣部部长）也很欣赏这个名字。
我当即就在“东方时空”这个名字上画了一个圈，节目名称就这样定了下来。
我们选择将《东方时空》放在早上7~8点的时间段直播，中午重播，这在当时是令所有人跌破眼镜的决定。因为在这之前，中央电视台的开播时间是早晨8点，这意味着8点之前是没有节目的。
按理说，对于这样一个新栏目，并且是付出那么多心血做出的一个深化改革的重头栏目，是应该优先安排在黄金时间播出的。的确，我也这么想过，但站在改革潮头的我们，还要考虑公众、领导与社会对这类题材的接受能力。最终，考虑再三之后，我还是决定放在冷门时间播出。我相信，只要节目做得好，没有观众也可以培养观众。
果然，在《东方时空》开播一两月后，很多观众养成了早上7点看电视的习惯。
《东方时空》曾被称为“特区”，因为它采用了一种全新的运作体制——承包制，后来这项机制又演变为更符合电视特点和规律的制片人制。
“承包制”这个概念是孙玉胜提出来的。他向台里提交了一份承包栏目的申请报告，申请904.7万元的节目经费，并立下了军令状。最后决定，给他们5分钟的广告时间，他们能挣多少就花多少。
这在当时是一项冒险的决策，没有人知道结果会如何。我们真正觉得做对了，是在《东方时空》盈利之后。栏目开播一个月之后，栏目组用其广告收入还清了向台里借的20万元启动资金。第二年，栏目组有了盈余，开始向台里交结余，10年间共上交广告收入10多个亿。
1993年年底，我们又开始酝酿新的改革。
那是11月，我找到沈纪，说：“如果在黄金时段办一个类似《焦点时刻》（《东方时空》的一个小栏目）的焦点栏目，难度很大，风险也很大；但如果把握得好，轰动效应也会很大。你们敢不敢干？敢干，《新闻联播》后的广告黄金时段给你们。”
那个时候，我已经很清楚地意识到，社会需要一档这样的节目，如果办得好，中国将拥有属于自己的高水平的深度新闻评论栏目，意义不可估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