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吴文藻赴日本担任中国驻日代表团政治组组长并兼任出席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顾问，冰心受聘东京大学教授文学，全家团聚日本其乐融融。他们看透了国民党的腐败，也拒绝了美国大学的邀请，毅然在1951年历经艰难返回祖国。1953年吴文藻正式调到中央民族学院工作，冰心也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全家搬到民院家属院的和平楼居住。大儿子在清华学建筑，两个女儿听从周恩来总理建议攻读英语专业。1957年反右运动风起云涌，儿子吴平、冰心三弟谢为楫，接着又是吴文藻相继被错划为右派。
十年“文革”中全家八口人(包括三个子女及其配偶)分别在八个地方，70岁的吴、谢还到湖北沙洋“五七”干校种棉花。吴家终于挺过了最艰难的岁月。冰心深有体会地说：“有着忠贞而精诚的爱情在维护着，永远也不会有什么人为的‘划清界限’，什么离异出走，不会有家破人亡，也不会教育出那种因偏激、怪僻、不平、愤怒而破坏社会秩序的儿女。”
改革开放以后，1983年他们搬进中央民族学院新建的高知楼新居，窗户宽大，阳光灿烂。书桌相对，夫妻俩终日隔桌相望，各写各的，不时有熟人和学生来访，说说笑笑，享受着人间“偕老”的乐趣。1985年7月3日，吴文藻最后一次住进北京医院，一直昏迷不醒，在9月24日平静地离开这个世界。冰心又独自在这套窗明几净的房子里，慢慢地回忆，宁静地书写。“人活着一天，就有一天的事情”，她的《我的一天》记录下一位智者的雅淡和充实。1999年2月24日，百岁的冰心老人安详地永远睡着了。她的骨灰和吴文藻的合装在一起，2002年10月21日安葬在八达岭长城脚下的“中华文化名人雕塑纪念园”里。
冰心说：“人生的道路，到底是平坦的少，崎岖的多。在平坦的道路上，携手同行的时候，周围有和暖的春风，头上有明净的秋月。两颗心充分地享受着宁静柔畅的‘琴瑟和鸣’的音乐。在坎坷的路上，扶掖而行的时候，要坚忍地咽下各自的冤抑和痛苦，在荆棘遍地的路上，互慰互勉，相濡以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