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社会学要中国化，最主要的是要研究中国国情，即通过调查中国各地区的村社和城市的状况，提出改进中国社会结构的参考意见。
“他所孜孜以求的不是使他自己成为一个名重一时的学人在文坛上独占鳌头。他着眼的是学科本身，他看到了他所从事的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处境、地位和应起的作用。”
神奇的笔记本
2016年夏天，我要去西藏墨脱作社会人类学调查。路经拉萨时，巧遇一位学识渊博的老领导，校友丹增伦珠博士热心张罗，新朋旧友在八廓街弯曲巷子里的森苏大院藏餐馆聚会。
酒酣茶醉之时，西藏图书馆的努木馆长，拿出了一个黄布精细包裹的东西——就像西藏传统经书的包装一样。他小心翼翼地层层打开，显露出一个浅褐色的硬皮笔记本，封面是一只飞翔的鸽子。封页细密工整地写着《实践论》《矛盾论》的学习心得，红笔加方框标注着“唯物辩证法札记，吴文藻1958年3月初立志学习”“学习毛主席著作笔记本，1960年9月7日再立志记”。这是解放初期的高级笔记本，前面是毛泽东、朱德的标准照片。笔记本右上角注明了页码，一直编号到49页，实际记录到32页，清秀工整的字体，全部抄录和记载的是唯物辩证法的学习心得，还有一张1958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刊登的艾思奇的《哲学要为实际工作服务》的剪报。
吴文藻，就在这么一个奇特的空间和时间里出现在我的面前。努木1993—1997年在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学习，来自西藏农村的他家境贫寒，偶然在垃圾箱边发现的这个笔记本，本是想做读书笔记。当他看到吴文藻的大名后，立即精心地收藏保存了起来。他说：“我一直在找一个最合适的人，来收藏保存这个笔记本，今天我把他送给你!”因为我也是中央民族大学的毕业生，更因为我的老师费孝通是吴文藻先生的得意门生，于是这本吴文藻的学习笔记，在奇妙的巧合机缘中传递到我的手上。
冥冥之中，我感觉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将我拉回到学科发展史里。1979年9月，我从四川省汶川县的大山里，考入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学习。作为一个17岁的少年，一切都新奇而懵懂，只知道历史系有辉煌的历史，一直名人荟萃。我们的任课老师多是他们的学生或是学生的学生。听说过吴文藻，也依稀见过他与夫人冰心每天傍晚的散步，但离我有着跨时代的遥远。看着这本古旧的笔记本，感觉学术的血脉传了过来，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变得日益厚重。
学术救国的践行者
1901年4月12日，吴文藻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县夏港镇。父亲与人合开米店。吴文藻5岁发蒙，小学中学表现突出，得到老师厚爱指导，1917年他16岁时直接考入清华学堂。清华学堂为官办留美预备学校，不仅免费读书，而且照搬美国教材教学，使吴文藻打下厚实的现代学科基础。
1919年的五四运动，吴文藻参加了清华的游行，更受到进步人士和书刊的影响，开始认真思考为什么读书的大问题。他认为中国贫穷落后和任人欺凌宰割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文化和科学技术落后，而要改变这种落后状况，首先应该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与文化，以学术改造来振兴中国。
1923年吴文藻如期赴美国留学，进入达特茅斯学院社会学系学习。吴文藻将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学习美国的现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博览群书，广泛选课。他对西方政治思想史和工业化及经济制度发展格外留心，甚至选修过《社会主义运动史》课，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及列宁的一些著作。1925年夏吴文藻从达特茅斯学院毕业，获得学士学位，同年进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社会学系学习，更加广泛地涉猎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法学、历史学、统计学、人口学、逻辑学、伦理学、生物学、化学等众多的课程，还挤出时间学习了法文和德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