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如果病人立下了生前预嘱，说到时候我不要抢救了，有什么机制能保证这个意愿被执行？事实上，抢不抢救还是家属说了算。
罗点点：是的，当医院和家属的意愿产生冲突的时候，医生往往会执行家属的意愿。我们的生前预嘱，要填写“我的五个愿望”：我要或不要什么医疗服务；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生命支持治疗；我希望别人怎样对待我；我想让我的家人和朋友知道什么；我希望谁帮助我。
五个愿望的最后一个，就是找到帮助自己的人。我们建议大家和家属讨论生前预嘱，让家属特别是“我希望谁帮助我”的这个人，同意自己的愿望，从他们嘴里得到某种承诺。
新京报：但还是有很多这样的情况，比如在一些传统文化氛围较重的地区，哪怕老人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意愿，但如果子女没有砸锅卖铁地把老人抢救到最后一刻，仍然会被人戳脊梁骨。
罗点点：这种情况在我们这块土地上的发生率非常高。但是我认为，对于死亡质量和生命质量的追求，是随着社会的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发展的。在一些没有基本医疗保障的人中宣传这个概念，是一种冒犯。
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人们对生命质量和死亡质量的尊重，会对这些观念和行为形成冲击。这个事业的发展一定是和整个社会联系在一起。
在推广生前预嘱的过程中，我们告诉每一个填写生前遗嘱的人，您在生前预嘱中填写的内容没有对错，对于任何一个问题，您都可以填要或者不要。
新京报：生前预嘱的执行情况如何，有多少人对自己的临终做主？
罗点点：我刚才说了，死亡是高度个人化的事情，所以对生前预嘱的执行情况我们不统计、不披露。但是我仍然可以告诉你，能够表达自己的愿望，最后又实现了自己的愿望的人，不是一个、两个，也不是十个、二十个，人数在增加。甚至有人并没有真正填写名为《我的5个愿望》的这样一份生前预嘱，他只要有明确的表达，他的愿望就实现了。
北京一家著名医院的领导曾告诉我，医护人员推广这个概念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里，在和病人本人及病人家属进行了很好的沟通之后，肿瘤病房里，病人本人明确表达了不进行过度抢救、不做心肺复苏的愿望，最后又实现了的人，占到了病人总数的80%，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令我鼓舞的事实。
新京报：如果在你们协会留下生前预嘱，后悔了怎么办？
罗点点：这个情况随时随地都在发生。一份合格的生前预嘱，都会提供给注册人一个随时修改的功能。如果没有这个功能的话，生前预嘱就不是一份合格的生前预嘱。
谈生死观
“并不是一定要放弃、一定不要抢救才有尊严”
新京报：你在推广这些理念的时候，遇到最大的难题和阻碍是什么？
罗点点：我很少想这件事。从做这件事情的第一天起，我和伙伴们就知道这实际上是一个土壤不怎么肥沃的土地。现在有了这样一点点成绩，有了这样一部分的认同，我们都觉得已经不错，我们对我们自己挺满意。
新京报：你被人当面反对过吗？
罗点点：在一次电视采访过程中，观众席上一个小伙子说，老师，您讲得挺不错的，但是我不同意。我说，小伙子，你说得非常对。我们并不是说一定要放弃、一定不要抢救才是有尊严。我们说的是，请你说出你的临终愿望，你周围的人能够帮助你实现这个愿望，就是你的尊严。
新京报：你立下生前预嘱了吗？你怎么看待死亡？
罗点点：立下了。对死亡，我想过不止一次两次，因为我是临床医生出身，我看到过太多太多。死亡是个自然过程，每一个人从生下来那一天起就渐渐地离死亡越来越近。理想的生命状态是生得好、活得长、病得晚、死得快。我希望真正到了死亡那一天我死得快，我不要在这里面停留，我不要给别人找那么多麻烦，我不要自己经历那么多的痛苦。
我一直在问我自己，我们在束手无策的时候，在医疗边界的时候，我们到底怎么能够帮助这个临终者，怎么能够帮助这个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人？生前预嘱和缓和医疗，让我觉得部分地找到了这个答案，我自己觉得我非常幸运，而且能做这件事情，我非常非常快乐。
新京报：对生前预嘱这项工作有什么期望？
罗点点：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有一个非常爆炸性的增长。我们从一开始，就对自己的期望是这件事情的扩展、承认和认同，像一滴水滴在宣纸上，慢慢地氤开。我对自己的希望和对这个事情的发展，仍然是这样的预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