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她们的问卷调查，适用“二十四条”被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案件，72.5％呈现多案齐发现象；76.4％涉案诉称金额大于50万元，其中59.2％的涉案诉称金额大于100万元；66.5％的借款利率超出国家利率4倍以上。
吕孝权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标的额显着增加，一个主要原因是近年来房价飙升，将房子作为抵押物，能借到的钱也越来越多。
李秀萍则在分析裁判文书网的数据后认为：民间借贷案件的执行率增强，是造成“二十四条”激增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据她统计，2013年以来，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执行案件从10.4％增长到39.4％，涉及适用“二十四条”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案件也从0.7％增长为1.4％。
郭建梅则表示：“二十四条”实施10年后渐渐成了伤人利器，更重要的原因是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人心坏了”。
2013年，她代理了一起案子。西南某县城的一对同村小夫妻，从白手起家到资产上十亿，风雨同路了20多年后，丈夫有了外遇。好强的妻子提出离婚，并带走自己打拼出来的一半财产。丈夫不愿意，于是对簿公堂，郭建梅是妻子的代理律师。
“在法庭上，男方突然拿出来一大摞债务，把我们都给整蒙了。”郭建梅回忆说。男方不仅有钱，还有背景，屡次三番威胁律师团队，还把为他妻子帮忙的人打断了肋骨。
重压之下，郭建梅终止了委托，妻子离婚后只拿到5％的资产。官司打了两年，妻子却老了十岁，其间还患上了抑郁症。
“我是80年代结的婚，”郭建梅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那时候，善良、勤奋、坚韧、有思想、有担当，都是大家找对象最看重的，这些特质归纳起来就是‘好人’。”即便是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社会普遍的择偶标准仍是要“正派”。
如今，中国已成为GDP高达67万亿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却没有相应带来婚姻质量的提升。根据2015年政府服务发展公报，2015年中国共有384.1万对夫妻依法办理了离婚，比上年增长5.6％。其中固然有一些是为买房、落户而产生的“假离婚”，但郭建梅认为，其增速仍然十分可观。而涉及“被负债者”的，则不仅是“一日夫妻百日恩”荡然无存，甚至有不少人是被曾经的配偶与债主合谋推向深渊的。
上述广西民族大学教授李长天后来才发现，前妻曾多次偷印他的身份证、找人冒充他骗取小额贷款，总共约39万，“所有的信息都是我的真实信息，身份证、工作单位、电话……”后来前妻被高利贷追债，被警方解救后才供认了找人冒充李长天借钱的事。
吕孝权表示，“二十四条”对法律的权威是一种挑战。如果一个正常人都能判断的虚假诉讼，是债权人与配偶一方恶意串通来侵害一方财产的案件，法官却仍只能依法判受害者败诉，“这其实是我们的司法层面本身出了问题”。
“能怎么办？只能是尽量防范。但也没法防范。俩人感情挺好的，突然就要去防着对方了？”郭建梅顿了顿，说，“所以我们认为‘二十四条’是恶法——凡是没法预防、又没法维权的，都是恶法，早晚要修改。”
一群小人物想要撼动法律
彭云是最先想到“或许应该推动法律修改”的人之一。
这位外企管理人员，通过一位公益人士接触到“被负债者”群体后发现，许多人面对突如其原来的诉讼与债务昏了头，完全不知道该如何维权，甚至许多人不知道可以通过笔迹鉴定确定借条书写的具体时间。于是，她开始组织“被负债者”成立微信群“抱团取暖”，并萌生了“修改二十四条”的想法。“每个刚入群的‘被负债者’，都是完全不顾别人在说什么，一进来就开始大吐苦水，”彭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一般人可能无法体会，那是一种‘终于找到人诉说悲伤’的感受。这个群体太‘有理无处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