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某海告诉杨潇潇，他购买该公司的摄像机被砸坏了，可报的价格，物价机构不信。“为了维护于某海这个客户，就按照于某海要求的货物、名称、型号把发票开好邮寄给他。”杨潇潇称。
而这个按照于某海要求的货物、名称、型号出具的发票，被检方采纳为证据。
2015年6月8日，于某海又发给杨潇潇一个高端摄像机及参数，并让其按照该参数制作发票，“之前估价太低，现在要高端的，让物价机构估价高点。”
判决书中杨潇潇证实，为了收回货款，他按照于某海要求开具了发票。于当场付了12420元货款。随后，于又让杨找了产品清单、保修卡、送货单和合格证等。
此时，距离张翠云最后一次砸毁摄像头，时间已经过去整整2个月。
司法“暗战”
值得一提的是，青岛市城阳区价格认证中心，还依据于某海提供的一些虚假证据，在2015年4月13日、16日就上述涉案摄像头，分别出具了“山东省涉案物品价格鉴定（认证）书”，两份鉴定书的鉴定总价合计为16870元。
这两份鉴定报告，成为城阳检察院批捕和公诉张翠云的重要证据。
城阳区人民法院则证实，这两份鉴定中的检材规格型号与实际不符，鉴定意见不具有客观关联性，他们对鉴定出的物品价值不予认定。
2015年8月18日，张翠云被关押4个月后，青岛市城阳区价格认证中心第三次对涉案物品进行鉴定，此次鉴定的总价值为5522元。
这次鉴定的检材型号，不仅与前两次有所不同，城阳区价格认证中心还把被砸毁摄像头的运费、安装调试费、纯利润、税金全部加了进去。
张翠云又对该鉴定提出异议。
城阳区法院认为，“需委托并由青岛市价格认证中心做出复核认定”。另外，该案在审理期间，法院已对公诉机关发出补充侦查建议书，“建议补充认定涉案物品价值的鉴定意见等证据”。但直至判决书下达，公诉机关也没将这些证据移送至法院。
而本案的审判时限，已不允许法院继续延期审理。因为按照相关法律规定，青岛中院和最高法已经分别批准延期审理各三个月，审限已经用尽。
城阳区人民检察院认为，青岛市价格认证中心出具的“关于张翠云故意损毁公私财物案中相关委托事项的函”，可以认同为鉴定依据，并指控其涉案物品价值为6558.84元。
城阳区人民法院则认为，这个函件不符合《刑事诉讼法》关于鉴定意见的证据形式要件，不具有鉴定意见的法定效力。
检方却坚称，这份函件具有法律效力。
为此，张翠云一审被判无罪后，9月21日，城阳区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被告人张翠云的行为符合故意毁坏财物罪的构成要件，应当以故意毁坏财物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记者欲就此采访该案公诉检察官，城阳区人民检察院以该检察官被抽调到其他专案组为由，未对相关质疑进行回应。
虽然张翠云一审被判无罪，但她仍是城阳区司法界的难题。在当地多个官方人士口中，张翠云是难缠的上访户，尤其这次她极端地选择了住在法院门口8个多月。
记者采访发现，张翠云目前给当地司法带来的尴尬，根源并不复杂。
据张翠云讲，早年间，她先后当过小寨子村大队会计、村办企业副厂长，1994年时，还接手了濒临破产的村办集体企业“崂山四针”（后改名青岛城阳盛源针织厂），并担任法人代表。
按照她的说法，这个企业当时账面资金为零，“房屋破损漏雨，机器老化，一大批工人很久未开工资。”
经过一系列改革和调整，这个即将破产的企业起死回生，还创造了可观效益，“最多时，我手下有两百多名工人。”张翠云说，“老伴儿去世的早，我一个女人带着孩子很不容易，还要把企业搞起来。”
经过几年发展，2000年时，她和村委会签订了买断厂房30年的合同。2003年，小寨子村开始进行旧村改造拆迁，“村委会却开始与我的厂房归属权打起官司。”张翠云说。
“2004年12月我与村委关于厂房归属权的官司，还未迎来最终判决之际，有关部门将此厂房拍卖了。”张翠云告诉记者。
为此，她走上了漫长的上访路，并最终摊上刑事官司，家庭和她的命运也就此改变。
女儿李克梅虽取得了大学学历，但今年33岁的她还没成家，除了料理着自己的面粉批发生意外，其余时间全用在了母亲的事情上。
“我们的家已经毁了，也难以回头。”李克梅说，自己也不敢找男朋友，“我这样的人找对象，是给人家添麻烦。”
每次谈到女儿，张翠云会紧闭眼睛不停抽噎，但眼角已经看不到泪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