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才有了多种形式的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机制，例如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托耕代管、购买社会化服务等等。这些是当前有效规避风险的一个很重要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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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锡文说，农业取消农业户口之后，给所有人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应该一样，如不一样，就没有什么意义。新京报记者王飞摄
农业户口取消与否应和公共服务挂钩
剥洋葱：今年，全国30个省份都取消了农业户口，这项改革是否能给农民带来实质性的好处？
陈锡文：中央在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城镇户籍人口应该提高到45%。中央提出了这个目标，但是地方说我已经取消了农业户口，那这个目标怎么去落实？这个问题还要进一步去研究。政府需要认真思考的是，取消农业户口之后，给所有人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是不是一样的？如果不一样，那取消和不取消没有什么意义。
宣布取消农业户口是一句话的事儿，能不能给农民提供和城市居民大体相当的服务，才是问题的实质。
剥洋葱：有专家认为，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土地制度的改革也要推进，农村的房地产交易也将逐步推开。你怎么评价这个观点？
陈锡文：到现在为止的改革方案里，规定的是宅基地可以流转和退出，但是只限于本集体经济组织的范围之内。有很多人觉得不过瘾，我为什么不可以去买？当然中央还在研究，有很多法律上的规定，要去考虑到底该怎么办。
在我看来，宅基地制度是集体经济组织对他的成员提供的住房保障制度。如果谁都可以去买宅基地，那这个制度本身就瓦解了。
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宅基地拥有权是个成员权，这个权利非成员可不可以受让，在法律上需要考虑。第二，宅基地制度是集体经济组织对其成员的住房保障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民的住房就是保障性住房。保障性住房可不可以入市，保障性住房如何变成商品房，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到制定政策，而且更多涉及到法律问题。只有通过试点才能够比较清晰地回答这些问题。
剥洋葱：未来有没有可能实现宅基地入市？
陈锡文：从长期看，农村不是搞建设的地方。农村和城市至少在基本功能上是有明显区别的，城市是一个集聚财富和人才，带动整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核心，所以城市要搞大量的建设。而农村则要提供基本农产品、提供生态环境，如果农村和城市建得一样，人家一定会说你这个国家一点儿规划都没有。
由于在功能上的不同，我认为不可能出现农村人口越来越少，而农村的房子不断增加的情况。那是违背规律的。
“拆迁冲突与地方政府的政绩观有关”
剥洋葱：目前全国三分之一的土地已经流转，在农村土地流转的过程中主要面临什么样的问题？
陈锡文：问题还是有的。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安徽小岗村的会议上说得很清楚，他说三权分置，首先要把土地经营权流转的选择权交给农民，不能代他做主。这也点出来，有些地方实际上可能存在代农民做主的行为。第二，不能简单地说农民进城打工之后，土地就必须流转。如果他在城里站不住脚怎么办？要让他有一个来回尝试的过程。所以正如总书记强调的，要尊重农民的意愿，不要过多的去干涉。另外，农民的土地流转给谁，以什么价钱流转，都要由他们自己来协商。
剥洋葱：最近，河北一起因征地拆迁而发的杀人事件受到关注。征地拆迁引发的流血冲突屡次发生，我们应该如何防止此类事件的发生？
陈锡文：一方面，各级地方的党委政府要有一个正确的政绩观。问题往往体现在该做的事儿没做好，或者没做到位。比如说，地方政府申请的征地手续上级是否批准，是否对农民公示，赔偿农民是否接受？这些问题如果都处理好了，就没有太大问题。现在大部分地方因为征地拆迁引发的恶性事件明显减少，但是个别地方仍存在。为什么这些事儿还没做到位就着急去做呢？就是急于出政绩。
另一方面，能否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和办这些事情的公务人员的情感有关，要看他对农民有没有感情。可以想一下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能不能接受。人家要是深更半夜跑到你家，拆你的房子，把你的家具都扔出去，你肯定愤怒坏了。那么现在你用这些手段去对付农民，从根本上说是对农民没有感情的问题。这两方面如果把握好了，这些问题可以明显减少或者杜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