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刑时，钱仁风用了5年时间，从附工、熨烫工做到缝纫工。做完一个月的工作量可以有10元的补贴，最高时一个月她挣了240块钱，“累得像皮都要脱掉一层，可我需要钱，要攒钱申诉。在那个环境，我希望自己强。”
长年在缝纫机前工作，她得了肩周炎。手指每天摩擦布料，皮肤蜕了一层又一层，出狱后钱仁风去派出所办身份证时，双手竟一个指纹都录不上。
她并不适应广州的气候，总觉得过分潮闷。在当地人俗称的返南天里，钱仁风惊讶没下雨，地上也蒙着一片水。
出狱已10个月，钱仁风展现出一个成年女子的适应力。熟悉了手机、电脑、网络及日常生活。人群中，她没什么特别。可突然一句提问，依然可以显露出她十几年中的脱节：雾霾？那是什么？
职工宿舍地处偏远，厂里人上班都乘班车前往7、8公里外的厂区。每天上午9点后，钱仁风常常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宿舍区。她觉得周边太过安静，最吵闹时是台风天雨打芭蕉的声音。
她几乎很少去大岗镇上，一个人的时候就望着院子里的桉树、棕榈发呆。她撒了一把香菜籽的土地上开始长出了嫩芽，她就自己到院边找烧过的树叶做肥。
没见到母亲成了一生的痛
一个人的时候，钱仁风总是会想起牢狱生活。
自2003年1月17日收监入狱，钱仁风没有了最基本的安全感。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她没有和狱中任何服刑人员或狱警讲过自己的事情，“我很迷茫，（刚进去）看到警察就很恐惧，也不敢相信任何人。”提及那段日子，钱仁风说，是过了今天不知道明天怎么办。
遇事，她谨防自己太过喜悦。哪怕是出狱当天，她都用“我好像能出去了”告知朋友。她怕乐极生悲，自己难以承受急坠直下的结果。“遇到事情，好的坏的都要想。还是不要高兴太早，万一有不好的消息呢？”
申诉的念头始终没断过，2007年钱仁风开始在狱中一遍遍写申诉状。她让信任的警官帮着检查语句是否通顺、有没有错别字，“有时候我写的是云南方言，都得让她们帮我指出来。”
2010年4月9日，这个日子被钱仁风清晰地记着，她在狱中见到了做法律援助的律师杨柱。“终于有人相信我愿意帮我了”，她第一次主动要求给家里打电话，让家人联系律师。父亲为了筹集相关费用，卖了家里养了多年的黑牛。
蒙冤者钱仁风。 新京报记者王飞 摄
钱仁风说，在监狱，她记挂着父母，想着家人。
2002年离家出门打工时，母亲倚在门边目送她远去的眼神，成了钱仁风最后的记忆。 去年年初，母亲在电话里反复问钱仁风什么时候能回家，仍在申诉的钱仁风不知归期。“她说她怕自己等不到我了。”钱仁风不知道，此时74岁的母亲罹患胃癌，输液都找不到血管。去年4月，母亲离世，距离钱仁风无罪获释不到8个月。这成了钱仁风一生的痛。
2015年12月，钱仁风无罪获释。她换上了大红色的棉袄，坐了7个多小时的车回家。在鞭炮声中，她跟父亲一起到母亲坟前烧纸、磕头，对着冰冷的墓碑跟母亲道着平安。
提起男友羞涩地笑了
与社会脱节多年，钱仁风小心揣摩着人情世故。
刚进厂时，她停不下来，下班后还在做事，进厨房把不是自己的事情揽过来做。她急于找到自己的身份价值。
守纪律、太过于正直，有时不够通融。这是多位工友对钱仁风的评价。前去各个宿舍抄电表水表，钱仁风看到谁的寝室没收拾规整，就用手机拍了图，直接发到了公司微信大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