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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积案石头的人 “老刑警工作室”背后的故事(12)

排查现场,询问一位只会说方言的老人时,陈雪芳当起了翻译。她握着老人的手,扶老人坐下,拍一拍肩,老人更愿意表达了。这也是她退休后愿意回来的原因之一:“被需要也是一种幸福。”

郑建国在旁听时,发现其中一个人的证词很关键,特意嘱咐年轻民警:带证人去派出所,做一份详细的笔录,一条一条问清楚。“即便我们现在破不了,未来的人,还是要根据这个资料破的。”

压在他心里那些大大小小的石头,过了40年他仍记得。1986年,一家乡镇工厂的保险箱被盗3万元,在当年是重大数额。他自带粮票,在镇上住了一年,在村民家搭伙,每天排查、走访,案子始终没破。按当时的法律,3万元够判死刑;如今,早已过了追诉期,对盗窃罪的处罚也轻了。提起这个案子,他还念叨:“破不了,很气!”

这股气,如今全用在墙上剩下6起未破的案子上。排查结束后,娄小平搬来几箱家谱,老刑警们扎进故纸堆里一页一页翻。陈跃通的办公桌上放着两副老花镜,这副看不清了,换另一副试试。一位年轻民警花了几个月,把家谱梳理成一张思维导图,一路向前追溯到了明朝。老刑警们开了眼,把这张思维导图贴在办公室的白板上。

刑侦队伍一代代换血。孔明通是部队转业当的刑警,白纸一张从头学;陈跃通这批60后,大多是警校生;如今,学生物、医学、计算机的年轻人,进了刑侦队。陈雪芳年轻时就听刑侦大队的前辈们讲上一代没破的案子,“积案是遗憾的传承。”

还有老同事打来电话催:“能不能先把我没办成的那个积案破了?”

王志军经历的破案率是条曲线:最早在村里、工厂开动员会问线索,案子少,一个案子查很久,破案率高;改革开放后流窜作案多了,破案率掉了下去;再后来有了法医、痕迹检验,又升上来。

案子破了,他们高兴。可问起最大的心愿,陈雪芳说:“案子越少越好,天下太平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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