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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岁老妇与野猪的抗争(2)

低矮的棚屋立在山梁上,由几根木棍作支架,竹片作门,两道铁丝勾成锁,再用广告布、油布、和防晒网潦草铺盖。一张床占据了不足三平方米棚子的一大半。床的一边也挂着一块铁片,为了让铁片的声音传出去,床头边的覆盖物只有透风漏雨的防晒网。另一边的椅子上放着燃尽的蚊香、灭虫剂和花露水,椅背上歪斜着撑起一把伞——雨夜时它能遮挡一部分雨水。

67岁老妇与野猪的抗争

吴青莲住的窝棚,由木条、竹片和广告布、油布、防晒布潦草搭建而成。新京报记者杨柳摄

吴青莲把一台收音机挂在上面的梯田,一台收音机挂在棚屋外的木桶里。从机器里传来的歌声会在地头唱一整晚,直到第二天天光将亮前才被取下。

7年来,吴青莲为驱赶野猪试过各种方法。最初,她敲铝盆,扎稻草人。听村里人说野猪不喜欢辣椒的味道,她还带着铁锅上山,在锅里点燃辣椒和柏树枝,用冒出的浓烟驱赶野猪。

“往年种玉米能有3000斤左右的产量,野猪来了后,只能收500到600斤。去年种了一亩多菜,只打了160斤菜籽,正常应该是能打600多斤。”吴青莲一边说着,一边用满是裂口的手背搓擦着眼睛。

到现在,半米长的铁片敲破了两个,小狗也死了3只。吴青莲仍困囿在逼仄的窝棚,和两只狗,两台收音机,9张铁片共同守着庄稼。“有啥子办法嘛。不去守,又怕麦子苞谷被糟蹋,又怕油菜被糟蹋。”她抱怨着。因长时间吹山风,她眼睛浑浊,眼里总噙着一汪泪水。

正面对峙

除了野猪的威胁,住在田里,蛇虫的侵扰也在所难免。窝棚门口挂着的塑料袋里装着硫磺。进门后,吴青莲弯下身子检查床底,又一层层掀开被褥和枕头。她是怕入冬后蛇钻进棚里取暖。沿着床边喷洒一遍灭虫剂后,吴青莲和衣而睡,一直不离手的竹竿就靠在床边。

为抵御冷风,吴青莲一年四季戴着帽子,夏天是单帽,冬天则是毛线帽。巴中常年雨水丰沛,夜雨又急又密地扑进棚里,她就把枕巾盖在脸上。

田野风声鹤唳,铁片被风吹得震动,收音机的歌声还在吱吱哇哇地唱。吴青莲的睡眠断断续续。每夜,她最少起身4次出门查看田地,警惕着随时可能造访的野猪。

67岁老妇与野猪的抗争

挂在地头的铁片。新京报记者 杨柳 摄

吴青莲曾三次与野猪正面对峙。

第一次发生在2018年,油菜成熟的季节。听到地里有窸窸窣窣的声响,吴青莲走出棚外。看到3米外的田里站立着2只落单的野猪,晃晃悠悠地在地里翻拱。吴青莲走前一步,伸手用竹竿劈啪地打枣树,野猪却还是纹丝不动。她不敢再上前,小心地绕过田野,快步跑回家抱了半鞭鞭炮。在田埂上点燃,鞭炮劈里啪啦爆裂开,这才把野猪吓走。

2019年,听到棚外传来轰轰的叫唤声,吴青莲跑出棚屋用手电筒照看。灌木丛里闪着3双猩红的眼,是3只体形硕大的成年野猪。小狗害怕地呜咽,躲缩在她腿后。她关掉手电筒和脖子里挂着的收音机,一步步往后退。直到摸到斜插在地里的电线杆,才敢拼命用竹竿打着电线,“哨呼!哨呼!”地大声吼叫着,终于吓退野猪。

距离野猪最近的一次,是2020年10月。野猪出现在吴青莲住的棚外,哼哼的呼吸声隔着油布清晰地透进棚里。她屏息拉开棚门,野猪在冥暗中站成一个鬼影。不到一米的距离,她打开手电筒,强光直射野猪的眼睛。野猪怕光,很快跑开了。吴青莲跌坐在床上,身上的冷汗出了一层。

野猪入侵的村庄

在凤头山村,按村民们的讲述,大多数人都被野猪毁坏过庄稼,也几乎都是像吴青莲这样的老人。村支部副书记李旭介绍,从2015年开始,村里的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常住人口从700多人降为现在的200余人。留守在村里的大多是老年人,靠种地为生。70%的村民都曾向村委反映野猪毁坏农作物。每年5月份玉米挂穗时,野猪冲进玉米地,把还未成熟的玉米秆踏平,这时造成的经济损失最大,收到的投诉也最多。

冲撞进田地里的野猪,也冲撞着务农老人的生计。即使是在玉米采摘完、红薯也已挖完的11月末,走在田地,仍能看见野猪深深浅浅的脚印。“野猪”,也成为村民们聊天时最常出现的字眼。

55岁的年学华,每晚和丈夫轮流着守庄稼。家里种的两亩玉米地,本应收1000多斤玉米,今年收成却只有大约300斤,“连喂猪都不够,还要倒贴钱买糠喂猪。”年学华患有脑梗塞,看东西恍恍惚惚,走路时需要时刻拄着根竹竿。夜晚驱赶野猪时,手里的竹竿变成一端被砍破的竹片。竹片砸在地上,共震出比棍子更大的啪啦响声,“庄稼难得很啊。一晚上起来撵两次,12点一次,1点一次,听到声音就得出去。”年学华苦笑着。

70岁的独身老人张荣华头发灰白,耳廓上堆着新新旧旧的冻疮。为保护庄稼,她也学着吴青莲在地头支起棚子,守夜驱赶野猪超过6年。今年十月末的一个雨天,大风吹倒了棚子,她才搬回房屋里睡。

“张荣华和我一样住坡上。只不过我犯法她没犯法。”吴青莲笑,脸上挤出皱纹重重。

67岁老妇与野猪的抗争

田地里野猪的脚印。新京报记者杨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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