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青铜神树：三星堆跨越90年的考古接力(3)

残缺的龙尾

现在，残缺的龙尾或许有机会找到了。不久前，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附近，人们又有了新的发现：六个祭祀坑，已出土黄金面具、顶尊铜人、象牙等重要文物500余件。

机会始现于2年前。2019年12月2日14时13分，正在开会的冉宏林坐不住了。

他收到同事发来的一张图片：灰黄的土里露出一条窄窄的青绿色。

“出现铜器。坑内。”对方简短地说。

不久前，2019年3月，《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实施方案》公布，提到要对三星堆遗址开展新一轮的有针对性的考古工作。从那之后，三星堆考古工作站在遗址布了探方，发现两大祭祀坑33年后，开展了新一轮勘探工作，初步探到了方型坑的迹象。

冉宏林是三星堆考古工作站副站长，“哪里出土的？就是那个坑？”他消息回得很快。

那个坑，后来被确认为三号祭祀坑。

“搞清楚先。不要声张……今年不得发掘，明年才能系统发掘。下一步就要回填，打围，升级安保体系，待明年搭大棚，大家伙儿们慢慢发掘。”冉宏林压着内心的激动嘱咐着同事。

2021年1月，三号坑的工作舱建好。这是一个高科技的小房子，可以调节现场环境的湿度和温度，让器物出土后也能保持良好的状态，每个祭祀坑都配了工作舱。

这一次，不仅四川大学的学生来到了这里，北京大学、上海大学都来了队伍，四川省考古院联合国内33家单位开启了新祭祀坑的发掘工作。

“1986年发掘两个坑是抢救性发掘。已经挖到东西了，就抢救回来、记录清楚、保护好就行了。”赵殿增告诉新京报记者，那时，人们对于坑周边区域的状况并不清楚。

“现在才挖，我觉得是个最好的机会，当时挖掘条件和研究条件都差，那时候挖就更乱了。”

上海大学文学院讲师徐斐宏作为三号坑的发掘负责人，带领学生下坑发掘。

开始先挖填土，“表层是比较黏的黏土，再下面有沙土”，发掘人员拿着手铲、镢头，一天八小时工作，每天下坑前都要从头到脚穿上一整套防护服，防止“污染”器物，“坐在上面做记录、做一些文案工作的话还行，因为有空调。但是如果下坑干体力工作的话，那还是很热的。”

来现场3个月，徐斐宏明显感觉到，这次考古在技术和理念上的进步，“从系统的理念上来说，发掘和文物保护、科技考古取样同步进行，很细致，提前配备了一个很完善的发掘系统，对我来说是一段独特的工作经历。”

三号祭祀坑器物。图源三星堆博物馆官方微信

到3月16日，坑里的填土层被挖完，更多的器物显露出来。目前，这个长约5.5米，宽约2.5米的三号祭祀坑，已出土了约109件青铜器、127根象牙和8件玉石器，其中包括器型罕见的“铜人顶尊”——这口尊在肩部四周装饰有4条飞龙，沿尊口游动而下，铜人双手呈拱手状，头部和尊的底座连接在了一起。

人们总是对这类造型奇特夸张的青铜器印象深刻，三星堆考古工作站前站长陈德安认为，这或许使大众对古蜀文明的理解产生了一定偏差，“不能说这是外星文明，那是开玩笑，异想天开的娱乐和学术研究要分开。”

“这次新出土的文物是对古蜀文明直接的资料补充，包括它的物质文化和宗教信仰。”徐斐宏认为，这也再一次证实了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因为古蜀文明和中原有不一样的地方，但其实还是在中原影响下出现的文明，最后，在秦汉的时候，它被吸收、变成了中原的一部分。”

目前，徐斐宏等考古挖掘人员正在配合文物保护中心进行器物提取。

接力修复

2021年3月21日下午，3号祭祀坑旁，杨平有点紧张。

他是三星堆博物馆的一名修复师。那天，杨平跟着师傅郭汉中来到挖掘现场，准备提取青铜大口尊。他害怕自己出纰漏，一旁的摄像机也让人发毛。

趴上吊架操作台，一点点下落进水分充盈的坑，看到那口被泥土包裹、有些残破的铜尊离自己越来越近，杨平突然踏实了。他按照烂熟于心的操作流程，依次把保湿材料、塑料薄膜和3D打印出来的硅胶保护套仔细地贴上去，心里想着，“要像拓片一样贴实”。

上来后，那股紧张感又跟着涌了上来——“刚才我是不是没贴好？”

为了保证文物的安全，这次考古中，提取这一环节交给比考古人员更懂文物保护的修复师进行。提取完成后，并不急着进行修复，而是要先将相关信息和资料详细地登记好。

杨平在修复文物。新京报记者彭冲摄

青铜神树并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人们无法知道它当年到底碎成了多少片。

“当时条件没这么好，买个胶卷都很难，也没做过记录，不像现在，修任何东西，重量、尺寸、照片、断茬口等，资料都是清楚的。”郭汉中说道。二号坑被发现后，白天围观的群众太多，为了安全，考古工作者在夜里把坑里出土的器物送进库房。

但郭汉中很幸运，一、二号祭祀坑里的器物，让他从学徒工成长为修复大师。

1984年，四川省考古队来到三星堆遗址，就住在周边村子的郭汉中家里。这个年轻人想要找份工作，便在考古工地上打起了“零工”——协助队员做地层考古，“两块钱一天”。也是这个机会，让他认识了当时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修复大师杨晓邬，跟着学起文物修复，还成了杨晓邬挂在嘴边的“最得意的徒弟”。

后来，杨晓邬在大学里开设了“文物鉴定与修复”专业，杨平是他的学生之一，也是班里的班长。

杨平喜欢历史。在大学里上课的时候，没有真正的文物可修，杨晓邬只能“买一批碗，打碎，让学生进行模拟修复。”2012年大学毕业后，杨平师从郭汉中。

郭汉中告诉新京报记者，“搞传统修复基本上都是师徒制的，一代一代传下来，因为修复涉及面太宽广了，各种各样的技能都要会一点。”

杨平也发现，实际操作和大学里的理论学习“还是有很大出入的”，修文物是“因物而异”。

在郭汉中眼里，和老一辈人比起来，这代年轻人的理论知识虽然强，但动手能力差了些，“还是得从头做起，在实践中锻炼。”

郭汉中对自己要求高，“技术永远也学不完”。他最重视的是“可逆”的原则，意思是在修复中采取的措施都是可以被还原、被拆除的，文物可以回到原始状态，重新被修复，“使用的材料和手段，尽量不要对文物造成二次伤害。现在焊接都是‘采点’，尽量保留断茬口，如果有问题还可以拆掉，断茬口还在，原来会把断茬口全部打磨成45度角。”

这些年，郭汉中见证着文物修复技术的变化。新科技的融入固然带来了一些技术手段的进步，但在这个行业中，修复师的经验至关重要。

“我们粘出来的缝隙，总是没有师傅处理得好。还有那些变形严重的青铜器，可能师傅一两天就能把问题解决，我们要多花几倍时间。”在杨平眼里，这是一个永远不会出师的行业。

对于新出土的文物，杨平有期待，“能参与修复是最好的”，但他并不着急，“跟着师傅，好好看、好好学。匠人只考虑匠人的事情，作为一个修复师，只能说努力把自己的手艺练得更好，经验积累得更多。”

而杨晓邬有着另一种期盼。

他保留着一个相册，里面是三星堆文物修复前后的对比照片，那些器物像是他的“孩子”，他能清晰地记起每个孩子“受伤”的位置和重生的过程。

杨晓邬保留的相册，里面有青铜器物修复前后的对比图。新京报记者彭冲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