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毛发

案卷显示，在侦查阶段，温海萍共作出12次供述，其中9次有罪供述，3次无罪供述。

温海萍的律师总结，他在侦查阶段的供述，经历了从不承认犯罪，到承认犯罪，又否认犯罪，再又承认犯罪的多次反复。到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和原一、二审审理时全面翻供。

律师认为，温海萍对于性侵、殴打被害人，移尸、藏尸的供述前后矛盾，且与现场勘查笔录、法医鉴定书等证据所反映的情况不符。

例如，温海萍在前几次供述中均没有殴打被害人的内容，只是说“用手在她鼻子上探了一下，发现她已经没有呼吸了”。从第四次供述开始出现拍打被害人脸的内容，到3月13日第十一次供述则变成了“我用右手巴掌用力扇了她两个耳光，接着又用拳头用力打了太阳穴的位置，但她还是没反应”。

根据南昌县公安局2002年3月10日作出的法医学鉴定书记载，死者两眼周及颧部青紫肿胀，两侧额颞部头皮下及肌肉内出血，口鼻腔内有血性液体流出。为钝性暴力作用所致，拳击可以形成。

2019年11月，温海萍的律师委托北京某鉴定机构对尸检报告进行了审查论证，两名曾参与多起国内重大刑案侦查的法医认为，被害人眼睛损伤是生前的，不符合死后击打特征。

该鉴定报告同时指出，凡是人的皮肤黏膜接触过的物品，都可能会留下接触者的脱落细胞，这些物证存可以在犯罪现场，也可存在于犯罪嫌疑人及被害对象的衣服、用具等客体上。本案在受害者体内外、发现尸体现场、温海萍身上均未提取到能证明温海萍与案件有关的痕迹物证。

此外，根据《2.20杀人案现场勘验笔录》显示，侦查人员曾在现场附近提取到一团卷曲信纸，信纸内包有四团卫生纸，其中两团卫生纸内各发现一根卷曲毛发。

2002年4月，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对提取的两根毛发进行鉴定，鉴定结论认为其中一根毛发为邓洋所留，而另外一根并非温海萍所留。律师指出，该鉴定意见证明现场毛发为第三人所留，因此不能排除本案系他人作案的合理怀疑。

律师认为，该案除温海萍有罪供述外，无其他证据证明温海萍作案。现场勘查笔录、法医学鉴定书除了证明案发现场的情况，以及死者受伤的情况、死亡原因之外，都不能正面证明是谁造成了被害人邓洋的死亡，以及是谁造成了案发现场的情况。因此，它们对温海萍实施杀人这一核心案件事实并不具有证明作用。

当年江西省农科院内，尸体被发现的地方（受访者供图）

取消的死刑

2002年7月，江西省南昌市人民检察院向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指控温海萍犯故意杀人罪。

温海萍回忆说，当时家里为他聘请了一个律师，律师会见时曾劝温海萍认罪，他可以去向法院争取判死缓。

“当时我说，我本来没杀人，你叫我承认了，我还要你当律师干什么”。温海萍记得，律师听后拂袖而去，开庭时也没有参加，而是让律师助理代为出庭。

在一审法庭上，温海萍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一审判决书记载，温海萍辩称，未杀死邓洋，原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证词，是被引诱所作；其辩护人辩称，起诉指控温海萍掐死邓洋的证据不足。

2002年8月1日，温海萍被南昌中院判处死刑。判决书中承认，被告人有罪供述个别情节虽有反复，但其对反复的动机已说明。起诉指控温海萍杀死邓洋的基本事实清楚，证据基本充分。辩护人辩称证据不足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温海萍辩称未杀人的辩护意见显系推脱罪责，亦不予采纳。

一审判决后，温海萍提出上诉，看守所的干警则劝温海萍留下遗书。在他们的经验中，一审被判处死刑的罪犯基本没有“生还”希望。

“爸、妈，答应我，你们在我离去以后，无论多么大的痛苦和悲伤你们都要挺住，要好好地活着，因为做儿子的生前看不到冤案昭雪，我不愿意你们也看不到那一天”。2002年9月9日，温海萍在狱中留下了遗书。

“我现在还不知道我考研的成绩，可我死了都想知道”，在遗书中，温海萍念念不忘考研结果，托父母一定要帮他查到。

临刑那天，面对询问遗言的法官，温海萍的要求仍然是告知自己的考研成绩。法官向温海萍了解了详细案情之后，决定暂缓执行死刑。

第二天，公检法三家办案机关在南昌中院举行了一场座谈会，专门讨论温海萍的案件。

会议纪要显示，南昌中院一位副院长表示，在对温海萍验明正身时，温讲未杀人，总有一天会平反昭雪，加上本案没有目击证人，为了不杀错人，召开座谈会。

南昌县公安局莲塘中队的一名警官在座谈会上说，“我个人认为本案没有目击证人，其他证据还未形成锁链”。另一名警官则表示，本案确实没有直接证据，其他证据未形成扎实的“锁链”。

“枪下留人”的温海萍原以为法院会改判自己无罪，直到几个月后领到二审判决书。

2002年12月21日，江西高院对温海萍案二审判决，撤销一审死刑判决，改判死缓。二审法院认为，“原判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考虑到本案具体情节，对温海萍可判处死刑，不立即执行”。

温海萍的研究生考试准考证（封面新闻记者代睿摄影）

迟到的考分

转入监狱服刑的温海萍，终于知道了自己的考研成绩。

进入监狱后，温海萍写信托农科院的同学帮自己查询成绩。有一天，管教转给他一封信，是同学寄来的。当时正是监狱收工的时间，温海萍边走边读。

“371分，高出录取分数线40多分，考上了”。走在囚犯队列里的温海萍眼泪抑制不住掉了下来。

进入监狱后，温海萍继续申诉。据粗略估计，他手写的申诉书超过300份，其中百余份用血写上“冤”字。这些申诉书有些通过监狱寄往各处，更多则是由温海萍母亲在会见时带出去再寄出。

2004年，温海萍曾看到希望。这一年，江西省检察院对温海萍案立案复查。在监狱里，检察官问温海萍，你怎么寄了这么多“血书”？温海萍回答，实在太冤了。

江西省检察院检察官离开之后，最高检的检察官也曾来监狱找过温海萍。温海萍记得，那次两人谈了一个小时，临走时，检察官告诉他，一年之内将会给他一个“负责任的答复”。

“当时我还想着，如果一年之内能平反，我还可以去看北京奥运会”。彼时，温海萍对申诉充满期待，他在日记里写到，“他们来一次，我就多一份希望，我相信不管迫于什么样的压力，他们还是会实事求是做一些调查，收集一些证据”。

此后，温海萍的申诉如石沉大海。驻监检察官和管教了解案情之后，劝他“两条腿走路”：一是坚持申诉；二是积极劳动，争取减刑。

温海萍听从建议，努力争取减刑，但在每年《罪犯评审鉴定表》中“认罪伏法”一栏，他都写着“本人不服判决，本人是冤枉的，本人坚持申诉”。

监狱干警同情温海萍的遭遇，看到有关冤案的报道，不管报纸还是杂志，都会帮他留着。他把这些剪报收藏起来，出狱时已攒了厚厚一本。

在监狱的日子，他依靠读书、记日记消磨时间。读书和运动偶尔可以让温海萍忘记身处高墙之内。监狱里有篮球场，但想打球必须经过干警允许和组织，温海萍就经常想方设法去“说服”干警。

在监狱里，干警有着绝对权威，但温海萍自认“在和他们说话时，从未觉得低人一等”。他在大学时曾是学院足球队和篮球队主力，在南昌监狱系统组织的篮球赛中，他还获得了“优秀运动员”。温海萍在日记中记载“走在红地毯上，让我头有些发晕，（篮球赛）这三个月也许是我失去自由的冤屈岁月中最值得回忆的一部分”。

温海萍狱中日记的封皮（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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