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我们仍想追问一句，这三次结论都采信了司法鉴定机构的"一家之言"，但过程中却屡屡出现干预司法、作伪证等各种"情况"，当案件的核心，家属的期盼，舆论的关注全部聚焦于一家机构的一个结论时，谁来保证这一结论的合规性、合理性、合法性。公众关注的重点案件，广泛引入更多的可信的"第三方"，是否会是更好的选择？

第二个问题，梁某勇到底酒驾了吗？

很显然，这个问题不会再有答案了。但这似乎并不是停止追问的理由。

因为无法复查，逃逸的梁某勇恐怕无法被认定危险驾驶。但梁某勇的行为却释放了一个很危险的信号。酒驾者肇事，如果逃之夭夭，直到酒精浓度"无法复查"，他们是否就可以摆脱"危险驾驶"罪名？

更有甚者，当梁某勇家中那"有权势"的继父出面横加干预，即便几位官员都承认弄虚作假，但他们想要竭力"摆平"的酒驾罪名，似乎确实要一去不复返了。酒精鉴定可以强行"归零"，一个法律定义的罪名莫非也是可以用权力抹去的吗？

这些危险的信号或许尚有可以追溯的空间。那么，本案的受害者，以及未来还有可能发生的类似事件，他们受到的伤害又当如何追索？那小小的却又可怖的权力，如何关进笼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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