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禁食令”是人类用对待动物的方式，印证自身的文明与进步，动物的权利也是人类权利的延伸。那么，人类的权益，比如养殖户的合法权益，就不是次要的、可以随便牺牲的。

对那些名录未能覆盖的在养殖动物，需要“善后处理”，对养殖户，需要“退出机制”。

此前数月，情况极为特殊，经济生活一度近乎冻结，加以立法峻急，导致短时间内，“善后”与“退出”绞合在一起。相关报道可以看到，很多养殖动物因为地位“待定”，缺少饲料投喂，出现亲兽捕食幼兽等悲剧。

“善后”与“退出”不是无关紧要的后续情节。它们如何落实，决定了立法与执法的成色。此次“两会”，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通过。《民法典》保障的是更为基础、根本的权利框架，能否“善后”与“退出”，也将验证《民法典》的权威性。

尽管野生动物养殖可能与流行病相关，但此前的野生动物养殖，总体上有足够的时间来调整、退出与善后。多数养殖是此前合法行为的延续，类似案例，一般采取的都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原则处理。

归根结底，文化变革是长期观念进步的结果，依靠的并非雷厉风行、令行禁止。于动物的权利与福利保障是如此，于其他领域何尝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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