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娟告诉记者，到今年年底，经过精准扶贫工作，红太村人均收入预计能达到5000元，基本能实现脱贫任务。但是按照目前10多万元彩礼水平计算，结一次婚仍然要花掉一个三口之家10年积蓄，“要结婚的家庭，很有可能又跌破了贫困线。”
“基层的乡村干部知道彩礼导致脱贫不稳定的现象，但都觉得不好管理。”面对这种民间约定俗成的事情，金宝很为难。蔡娟也坦言：“男女结婚是双方的私事，只能由双方商量着处理，村上没法干预。”
沉重的彩礼负担最终引起了西吉县政府部门的重视。今年3月，西吉县多部门联合发布了《西吉县抵制高额彩礼，反对大操大办婚事的倡议书》，倡议全县干部职工、群众和青年抵制高额彩礼，节俭办婚事。
该倡议书称，高价彩礼给新组建的家庭带来沉重经济负担的同时，还造成了家庭的不和睦和社会的不稳定。这种愈演愈烈的社会风气，导致群众因婚借贷、因婚返贫，不堪重负，办不起婚事。尤其是女性朋友，要自觉抵制婚事中的奢靡之风，不盲目攀比彩礼礼金，不做高价彩礼的“奴隶”，抵制用高额存款单做嫁妆的陋习。
不过，在金宝看来，这份倡议虽然出现得很及时，注意到了普遍存在的高价彩礼致贫的现象，“但是，它也仅仅是一份倡议书，缺乏刚性的约束，对基层的规范作用并不明显。”
“剥削”难治理
对于日渐频繁的因婚致贫现象，从政府层面意识到问题的不只宁夏西吉一地。
湖南省委政研室一份对怀化市芷江侗族自治县五郎溪乡的调研报告指出，除了因病致贫、缺技术致贫、交通条件落后致贫等主要致贫原因外，时下农村结婚彩礼成本居高不下，也导致了因婚致贫现象的出现。
该报告披露，金厂坪村贫困户杨文卫的家中原本有两万元积蓄，但是儿子结婚支付彩礼后，又因为儿子生病住院导致小两口离婚。“人财两空，现在还欠账3万多元，我们全年收入仅4000多元，凭自己力量不吃不喝要还7年。”杨文卫诉苦。
据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不完全统计，除宁夏西吉县外，安徽省砀山县、甘肃省崇信县和张家川县、四川省雷波县等多地均出台了抵制高额彩礼的倡议或规定。
其中，安徽砀山县文明委在2015年3月下发的倡议书提出，自觉抵制高额彩礼、大办宴席等不良现象。该县官庄坝镇在当年4月举行的千人倡议签名活动中，更是有镇村干部和群众代表当场表态，“不收、不给天价彩礼，聘礼控制在3万元以下。”
甘肃崇信县则从法律角度入手，通过培训使村民在保媒拉纤过程中自觉与“天价”彩礼现象作斗争，从源头预防媒人哄抬彩礼行为。同处甘肃的张家川县还指出了贷款送彩礼的危害，在一次精准扶贫专项贷款发放仪式上强调，应向贫困群众讲清精准扶贫专项贷款是有借有还、用于发展产业的专项资金，不能用作婚嫁彩礼或其他消费，一经发现，全部收回。
与倡议不同，四川雷波县西宁管委会出台了明确的规定。2013年12月，当地发布了《关于加强对移风易俗中婚丧等民事活动的引导和管理相关事宜的通知》。通知要求，婚嫁中，给女方家礼金在6万元内，彩礼在2.6万元内。女方不得再索要其他现金及财物。超出规定多给的，一经查实，予以没收。
雷波县委宣传部工作人员江泽明告诉记者，出台这个规定有特定原因。“高额彩礼不但给老百姓带来了沉重负担，还极容易引发男女双方家族之间的冲突。”因此，管委会在调研的基础上，制定了详细的彩礼金额上限，并抄送县级相关部门和领导备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