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年轻人是否拥有担纲一家大型国企的能力，经济Ke不敢妄加评测。毕竟别小看80后，80后最大的也38岁了，最小的也快30岁了。也别小看本科毕业什么的，毕竟像比尔盖茨这样从大学辍学创业，成为世界首富的例子太过励志。

但即便如盖茨这样万里挑一的人物，走入社会的相当长时间里也是以技术天才示人，并未展示出太多管理天赋。反观西安高新最年轻的一位董事，95年生人，大学毕业仅一年，显然不太可能凭借太多工作资历或管理经验身居高位。

引爆舆论的，自然是对这些年轻人们“背景”的猜测。如很多网友下意识般质疑的那样，也许是因为“背后有人”，让他们年纪轻轻坐上了这样的岗位。一位网友的评论颇为抢眼，“同样的年龄，我们还在起跑线上，人家已经到终点了。”

对此，西安高新区管委会声明称，本次舆论关注的李甜等3人，并无特殊家庭背景，整个任职过程中并没有发现有打招呼等违纪违规现象。此外管委会还特意“曝光”了这三位高管的待遇情况。“李甜目前月工资4351元，朱玥目前月工资3600元，赵雪莹目前月工资4200元，在任职前后薪资无变化。”

四千多元的月薪，管理过千亿资产的公司，这画面反差太大，让群众不忍直视。毕竟，如果这几个人真的才能出众，三四千块的月工资，诚然有点“薪不配位”。

显然，最合理的一种解释是，这是一群“影子”高管。

陕西当地知情人士对媒体这样表示，“西安有些事业编的领导，按规定不能继续担任公司董事等领导职务，由于‘干部青黄不接’，所以就安排了若干年轻人在台前代为履职。实际这些新任职高管没有任何控制力和履职能力，说穿了就是‘影子’，西安高新控股的实际控制人是高新区财政局。”

这就比较清晰了：在各种文件要求“行政官员不能兼任高管”下，官员让出位置，让企业的几名小年轻去挂名高管，既能保证企业的运营实际控制权还是在官员手中，保证企业运营方向，又能符合上级规定，岂不是一举多得？

问题

但这样的“合理”其实掩盖了更大程度的“不合理”。

既然这是一家名字中有“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的企业，就说明这家公司应该是符合《公司法》规定、并且朝向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迈进的公司。如果仅仅为了行政合规，就让千亿规模的公司找几个“挂名”、“影子”高管，显然是太把国企当儿戏了。

为啥？既然董事长、总经理、董事都可以“挂名”，那该公司的董事会是干嘛用的？拿来看吗？公司里的文件、政策，董事长、总经理总是有签名权的吧，难道也只是“挂名”为之？那这个公司的治理程序就真的只是“走程序”了。

再往坏的一步想，如果是“挂名”，从法律意义上，这几位年轻高管“有权必有责”，有了签字权，就一定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万一出了问题怎么办？追谁的责？是追形式上的“董事长”的责任，还是追背后实际控制人的责任？万一在公司的具体项目运作中，听命于背后实际控制人的名义“高管”签了字、输送了利益，承担责任的是谁？

此事曝光后，西安高新区财政局已决定对该三人停职并启动相关法律程序。该局在对外公告中写到：“在选用企业管理人员的方法上，我们还存在不科学、不完善等问题，我们诚恳接受网友及社会各界的监督，加强对企业的监管，进一步修订完善相关制度。”

已经有人为此付出代价。5日凌晨，西安高新区管委会就“国企任用年轻高管”一事发布声明称，高新区财政局违反管委会国有企业管理人员任用的相关规定，擅自变更企业法人代表及董事，经研究决定免去王进杰同志西安高新区财政局局长职务。

边界

故事在一年前还是另一个版本。

2017年10月的西安高新管理层名单显示，当时高层人员均拥有丰富的工作履历。时任西安高新的董事长、总经理为阎玲，1970年5月出生，历任西安高新区创业园发展中心综合管理部经理、西安高新区创业园发展中心副主任、西安高新区创业园发展中心主任。

在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团队的众多人员中，年纪最大的是肖萍，1957年2月出生，为高级会计师、高级经济师，历任西安高新区管委会财政局副局长。当时担任西安高新控股有限公司职工监事。

年纪最轻的是宋琦，其1980年1月出生，为公司董事。历任西安高新区管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投资促进三局副局长(副处级)、西安高新区创业园发展中心主任，西安创新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

他们的履历中都有条清晰的印记，那就是“官商不分”、“政企交错”。

这背后的逻辑非常简单。一方面，拥有行政级别的官员去兼任国企高管，事实上主要来自自上而下的行政任命，而非市场化的选聘；另一方面，作为高管和企业经理人，往往领取的又是市场行情之下的高额薪酬。

说得再通俗一点，享受局长的级别，拿着董事长的待遇，在二者之间无缝切换，既能“两头通吃”又能“两头避险”。

国企行政化带来的弊端有哪些？

九三学社中央曾进行过一次调研：“身在曹营心在汉”，管理者身处企业，却有行政级别；企业是跳板、前程靠升官；关云长的关系、归属都不在曹营，难以全心全意为曹操卖命；干好干坏一个样，高管薪酬主要依据的是“有关规定”，与企业的效益和发展关联度不高；“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高管既是干部，就要定期交流，无心对企业进行长期规划，更无法把企业发展视为自己的事业。

必须正视到，当下国有企业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在广大国企正在进行公司化管理、去“行政化”的当下，行政公职人员却仍然在国有企业兼职，这种“亦官亦商”的现象不仅与市场化的国企改革方向背道而驰，而且严重有悖公平和效率，使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成为一句空谈。

事实上在此轮国企改革中，决策层早已意识到并明确，必须充分厘清央企、国企高管身上的官商界限，真正让行政的归行政，市场的归市场。

上月召开的全国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上，高层再次定调：突出抓好市场化经营机制。要推行经理层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按照“市场化选聘、契约化管理、差异化薪酬、市场化退出”原则，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

这不但呼应了目前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的核心命题，更对国企高管的选、聘、用提出了明确要求。在实操层面，各地国企中大量的例子已经证明，市场化选聘国企高管，是激活国企改革一池春水、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有效抓手。

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