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些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就意味着，这一秩序的合法性基础是不可能非常牢固的。
二
我们的确要很客观和很冷静地说，当前全球经济、全球化，的确面对着相当严峻的、撕裂它的力量。所以，它有可能崩解，至少有这样一种迹象。简单来说，有6个重要对它可能带来威胁和撞击的来源。
第一，传统核心国家（欧洲、美国、西方国家）内部社会矛盾积累已经达到了临界点，包括分配冲突、世代冲突，族群、宗教和价值观冲突，它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对这个体制的不满或冲撞；贸易保护主义、排外主义、反全球化、反精英主义、政治两极化以及导致的民主失灵。这是非常尖锐的挑战；
第二，大国间的战略博弈与地缘政治冲突。这始终不可能完全超越，也不可能完全摆脱；
第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不仅限制于大国博弈，也包括国际社会里少数国家，他们希望拥有毁灭性武器作为自保的手段，但这可能会带来一种隐含的，潜在的巨大风险；
第四，现存的全球经济结构严重失衡，这个失衡是让它危机的体现，2008年、2009年的全球金融海啸，而且我们还没有完全走出这个危机。全球金融系统性风险还是持续存在的隐忧，并没有完全被消除；
第五，我们也面临着对人类生存构成巨大威胁的气候变迁与地球生态危机。我们经常听到一些令人担忧的预测，海平面的上升，多少海里地区被淹没，几亿人的生存受到威胁，水的供应变成未来一个社会里或者国家与国家之间冲突的导火线，这些都是与气候变迁有关；
第六，全球范围的文明与宗教冲突。
尽管我列举了这么多裂解的危机，但我初步的结论是，风险在上升，但整体可控。我认为，全球社会，现有的体系内的融合力量，各种不同的机制对裂解力量仍构成强大的约束，虽然裂解的力量那种隐忧、地雷效应无所不在，但除非出现非常意外的情况，否则它不应该造成现有全球秩序，尤其是经济全球化很瞬间的崩解。
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立即存在的威胁？
三
是在今天新自由经济秩序下，导致欧洲和美国内部社会矛盾的积累已经到了沸腾的状态。这带来的危险是非常明确的。以至于哈佛大学Joseph Nye（“软实力”的提出者）很担心，70年代美国和西方所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可能会面对无以为继、无法持续的危险，尤其是因为特朗普的当选。
特朗普反映了美国、欧洲社会更深层次的矛盾。1980年代后期所谓新自由主义带来的经济秩序的重组，的确在这些社会里造成的严重贫富差距和全球范围财富和生产活动的大挪移。
这是很鲜明的统计图表。1988年—2008年全球化发展高峰时期，把全世界六十几亿人排在一个表上，从最低的前1%和收入最高的前1%，这些不同群体在这些年里，扣除通货膨胀之后的收入所得到底出现的变化。可以看的很清楚，这20年里，有一群人完全没有分享到这个时期的全球化或者求增长的果实；在70%-85%最惨，因为他们20年里收入所得的增加连10%都不到。这些人大部分在欧洲、美国、日本，还有部分在台湾，薪资原地踏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