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背景下，廊坊也将治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每天早上，李春元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手机里的监测数据，看“前一天廊坊在全省排了第几”。
从2015年5月起，每周一次的“挂图作战”在廊坊市环保局5楼会议室进行。这是由市委书记、市长主持的治理雾霾调度会。会上，市区县有关负责人视频连线，一一对照目标报告进度和问题，气氛紧张而胶着。能源和产业结构升级、改造燃煤锅炉、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淘汰黄标车、重污染天气禁止露天烧烤……摆在城市的决策者和管理者们面前的课题，巨细兼有，应付每一项都不容易。
就在廊坊市环保局附近的城中村，连片的砖瓦平房冬季取暖仍旧依靠烧煤炉。至今，让村民们将用惯了的廉价劣质煤替换成优质煤的工作还在推进之中。
但治理成果也在逐渐显现。从李春元提供的监测数据上看，进入2016年后，廊坊有时甚至已跻身全省前三之列。
“牙疼”
接手环保工作后，李春元逐渐感到，随着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对生命和健康的尊重到达了新的高度。这种尊重借由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政策，给环境污染者以更大的威慑与惩罚，也让身处环境中的许多人作出改变。“治霾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活着”。
在廊坊，面对雾霾天气机动车限行规定的人们，逐渐有了更多的理解和配合。另一方面，污染企业的境况和作为也不同往日。
李春元介绍，在过去，一些污染企业气焰嚣张，不仅白天公开排污，还殴打环保局的工作人员甚至前来拍摄的记者。在地方对GDP的追逐之下，即便查究，政府部门也往往成为污染企业的“保护伞”。如今，污染企业成了过街老鼠，大都摸黑开工、排污。
这种转变也让加班加点成为廊坊市环保局工作人员的常态。赶上阶段性夜查，一行人从晚上10点要工作到次日凌晨5点。“手机全部收上去，绝对保密”。
与此同时，“保护伞”正在失去它原本的效力。“找谁都没用”，李春元说。然而，还是有人在“找”。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一通电话打进李春元的手机。电话里，对方说得含含糊糊，不过李春元很快明白了，这是为某污染企业求情，几句话便顶了回去。
在一些人眼中，基层环保已然成为费力又容易得罪人的苦差。李春元把这种观察也写进了小说。
“全县有六十多名正科和副科级干部都曾作为环保局一把局长的人选被组织部门列为考察对象。但没有一个人愿意当环保局长。”这是《霾之殇》中的片段。另一个片段是，原本坐在县环保局局长位子上的官员，主动要求去防洪站当一般干部，因为那样就“可以过安心日子当太平官了”。
问责成为了当下悬在环保官员头上的一把利剑。除了来自环保系统问责的压力，在地方政府难以一时间摆脱对GDP的沉迷时，环保监督执法也难免被缚住手脚，此外，一些企业对环保执法依然有抵触——这便是李春元所说的“上压下顶”困境。
制度层面，尽管新环保法因前所未有的严格而被称为一部“有牙齿”的法律，但具体到执行时，还是遇到了不少问题。
一辆渣土车，拉渣土还是拉沙子，在工地里还是在工地外，对应的管理部门各有不同。“面对一辆违规上路的拉沙子的渣土车，环保督察员找了6位局长，也不知具体该如何处罚。”
这个前不久发生的真实事例，让在廊坊市环保局工作的PM2.5防治专家王奇锋感慨不已。实地参与治霾之初，他坦言对李春元的小说“没感觉”，但随着工作的深入，强烈的挫折感扑面而来，他渐渐读懂了小说的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