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数据真实，这绝对又是全世界最厉害的“神药”。
基因编辑的红与黑
“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这个消息，可能会让广大人民群众喜上眉梢，可细看贺建奎的基因编辑术，其实和国内市面很多技术一脉相传，老掉牙的“故事”：比如CRISPR/Cas9。
2015年4月，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80后”副教授黄军就在《蛋白质与细胞》（Protein&Cell）杂志上发表了首篇有关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论文，尝试利用CRISPR/Cas9技术改造(删除)人类胚胎中一个会导致“β-地中海贫血”基因。结果表明其医学应用存在重大障碍，进行编辑的86个胚胎中只有28个成功拼接，其中只有很小一部分包含了替换的遗传物质。
据说英国《自然》（Nature）杂志和美国《科学》（Science）杂志都拒绝刊登其研究成果，一些国家和机构随后开始制定相关规定。不过，2015年底举行的人类基因编辑国际峰会最终声明，黄军就的工作在伦理上可以接受，他也因此入选《自然》杂志评选的2015年度十大科学人物。
一年后，广东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范勇团队发表了第二次的人类胚胎编辑工作，不仅试图纠正致病突变，还利用CRISPR技术植入了一个抗艾滋病毒的突变体，在26个胚胎中有4个获得了成功。
但即便在成功的胚胎中也不是所有的目标基因都被改变了，在其他胚胎中还引发了一些未曾预料到的基因突变。虽然仅发表在不为人熟知的《辅助生殖和遗传学》（Journal of Assisted Reproduction and Genetics）杂志（影响因子IF＜2）上，却引来众多国际顶级学术期刊和媒体的关注，如《自然》、《科学》、《麻省理工科技评论》等。
但可惜的，在中、美、英三国科学家在共同举办人类基因编辑国际峰会上，探讨基因编辑技术带来的科学、伦理和社会问题，并发表声明，要求基因编辑技术不得在妊娠过程中被用于修改人类胚胎，可用于修改人类胚胎或生殖细胞的研究，谨慎发展不可被遗传给后代的医疗应用。
签署如此“声明”，可想而知基因编辑带来的隐患，就像小崔与方舟子争得不可开交的“转基因”：
如一些编辑可能会被靶向的诱变混淆，例如，一个人可能无意中将镰状细胞病转化为地中海贫血症；尽管脱靶效应的比例会随着技术进步不断降低，甚至被最小化，但仍有可能发生关键基因的突变，而编辑后的个体的后代也许会因为基因突变增加其风险；
如果“被编辑”的个体希望纠正的是嵌合体，那么他们仍然可能在关键组织中有病变细胞；疾病突变存在的遗传背景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了携带这种突变，而将基因修正回“野生型”可能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很难预测和评估生殖细胞系编辑带来的非预期的长期后果。
尽管面对这么多不确定的风险以及国家的“禁令”，可贺建奎仍旧在深圳“光明正大”地让这种技术引入妊娠，果然深圳是一座包容、开放的城市！
Anyway，不管业内还会如何争议，使用基因“武器”与艾滋病抗争，毫无疑问是一条可以从根上拔除艾滋病的可行之路。
这不禁让人感慨，虽则病魔可怕至极，但好在科技仍在进步，持续向前。愿天下早日“无艾”。
现在，留给人类的最大问题可能就是：
基因编辑婴儿的诞生，究竟合法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