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林鸾
【农村金融时报】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市场在时代的变迁中也迎来了新常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注定成为当前和今后一定时期内我国经济发展的大方向。
过去5年是国内银行业重要的历史时期。在新常态下，金融市场参与者呈现出新的生长姿态，其中，一个叫“农信社”的群体正在慢慢消失。
自2000年江苏省农信社启动试点改革以来，全国农信系统改制可谓风雨兼程。从试点先行到合作银行再到全面银行化改革，自银监会明确农信改制改革的路径后，在2013年—2017年这5年征程中，农信系统按照加快向现代金融企业过渡的改革总体目标，不断推进以“明晰产权关系、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为核心的农信社产权制度改革，国务院深化农信改革试点取得了重大成果，一个脱胎换骨的新农信开始展现在世人面前。
银监会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7月末，全国农村金融机构(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总资产达32万亿元。同时，根据去年9月份银监会发布的数据，截至2016年9月，全国已开业农村商业银行总数达到1071家，资产规模达到19万亿元，总存款余额14.4万亿元，总贷款余额9万亿元，净利润1446亿元，网点数量4.6万余个。农商银行积极履行服务“三农”、金融扶贫的社会责任，已成为我国金融业中举足轻重的一支中坚力量。
全面银行化改革
不良贷款比例高、公司治理水平低等标签，让业界对农信社的印象一直停留在“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阶段，改制似乎成为卸下包袱的唯一路径。
“高风险机构全面处置，历史亏损挂账全面消化，股份制改革全面完成，现代农村银行制度基本建立，主要监管指标达到并持续符合审慎监管要求，农村金融服务功能与核心竞争力显著提升。”面对监管层提出的5年改制目标，各地农信社反馈各异。
江苏省的农信改制一直走在前边。作为第一个改制试点，2001年，江苏已经有3家农商银行，到2012年底剩4家还未改制。2016年，62家农商银行已经全部组建完成。江苏省联社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跟5年前相比，如今的江苏农商银行有了很大进步：在县域农商银行已成为领头羊，资产总量在江苏省银行业遥遥领先，公司治理方面也有明显提高。
同为已经完成改制的地区，湖北某市银监局副局长向记者介绍了改制经过：“5年前，我们市的各个农信机构资产质量都有限。也是因为还是戴着农信社的‘帽子’，在管理水平、公司治理以及员工素质等方面都有待提高。经过改制，到现在全市农信机构资产规模增加了一倍多，各方面水平都有明显提高。”
在湖南，随着今年6月湖南沅江农村商业银行挂牌开业，至此，湖南省又一家高风险农信社卸下了“历史包袱”。截至2017年6月末，湖南省农商银行总数达97家。目前，湖南余下的5家农信社改制工作顺利推进，其中嘉禾县、祁东县农商银行已获批筹，株洲县、桂阳县联社已进入农商银行申筹阶段，岳阳联社的不良贷款清收和清产核资工作全面完成。
改革一路走来是不断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过程。
产权不明晰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是当初农信社走上改制之路的根本原因。如今，部分地区依然还存在这样的困扰，不过随着改制的推进，都已经走在目标明确的道路上。另一阻碍则是伴随农信社多年的资产质量问题。
回望5年征程，解决这些问题主要通过政府土地置换不良资产、注入资金，投资人注入资金，政策支持消化不良来解决。有不少地区为消化不良采取了“好社带坏社”的改制模式，即“好社”对“坏社”进行战略投资。据记者了解，在四川、湖北、江苏等地此种模式都十分受用。事实也证明，组建成农商银行后这些投资都很成功。
此外，寻觅合适的股东入股也是农信社改制要面对的大问题。
记者了解到，江苏的农信社在改制中找大股东就曾遇到一定难度，理论上，农信社会侧重于找有社会责任感、支持“三农”和小微企业的股东，但缺点在于农信社经营权和所有权分开，股东左右不了经营方向。好的现象是，目前看来，江苏地区还没有定位偏离的农商银行。
但新常态下又出现了新难题。这5年间，经济环境一度呈现“四降一升”的状态，即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正在寻找股东的农信社。
回忆起贵州六盘水农商银行组建时的情况，该行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当时征集发起人，实行意向性登记，进行增资扩股。由于经济下行，很多企业经营困难，没有充足的资金缴纳股金，只得重新调整股东名单。”
面对新问题，这5年在农信改制中对于政府作用，强调“更好发挥”，不是“更多发挥”，集中精力抓好那些市场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有了政府和监管部门的支持和推动，农信社在改制路上走得更加铿锵有力。
成熟一家 改制一家
“成熟一家，改制一家”，这是银监会对农信改制提出的最新要求。
对于2011年提出的5年完成改制的目标，由于实际情况的不断变化，在基层，监管部门并没有强调具体期限，而是各地根据自身情况制定改制目标。
对于如今不提“全面完成股份制改革”，陕西杨凌农商银行副行长闫才林表示：“改制节奏很关键。坚持讲究质量、不盲目追究数量，做实资产、做实资本。”业内不少专家也认为，农信社改制要按照时间完成，就不能“一刀切”，而要成熟一家，改制一家。
但大方向没有变。“我们得到的信息是农信改制的大方向依然是组建农商银行。”一位相关人士向记者透露，“但各地情况不同，不一定确定一个期限。前几年强调的多，最近没有特别来强调改制时间的问题。监管层可能会有更长远、具体的顶层设计。”
有一点可以肯定，灵活性与适应性兼备的农商银行一定更适合未来市场化的发展。“管理规范、公司治理进步、人员素质提高，以及良好的企业文化和更具影响力的银行招牌，都让农商银行呈现出蓬勃发展的状态。
同时，作为法人机构，依法合规经营的意识已经形成，依据新的银行经营指标，经营业务更清晰，规划与发展战略更明朗，这些都将帮助农商银行在新常态下提高综合竞争力。因此，将来可能还是会统一改制成农商银行。这是市场化发展需求的选择。”上述接近银监会的人士表示。
目前，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安徽、江苏、湖北、山东、江西等省市已全面完成了农信社银行化改革。2016年9月2日，江阴银行成为首家成功登陆A股的农商银行，以此为标志，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中的佼佼者已开始借助资本市场平台，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扬帆远航;江苏5家农商银行在主板市场上市，和重庆农商银行、九台农商银行在香港上市，标志着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发展的新篇章已经揭开。目前，又一批准备上市的农商银行正在排队候场，更多农商银行以赴A股或港股或新三板上市作为未来几年发展的重要目标。随着越来越多农商银行登陆资本市场，中国农村金融的版图也在被悄然重写。
省联社功不可没
伴随着县级农信社的“消失”，一场关于省联社的改革也正在静悄悄进行。
在省联社的管理下，全国农信社从曾经的资本充足率为负、不良率普遍在40%-50%，开始迅速发展，资产平均扩张十几倍，效益显著提升，不良大幅下降，纷纷跃居为地方最大金融机构。
“应该说，省联社最大的成就是把农信社给救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承惠直言，当时的农信社已经是个烂摊子，最后由地方接受处理。
“责任落到地方，地方开始发挥积极性。现在想想不可思议，但当时确实是很大一块不良贷款是地方官员借钱不还造成的。地方政府抓清欠，然后用土地、公园等资产进行置换，再加上财政支持和存款支持，这样就把濒临死亡的农信社给盘活了。”张承惠向记者讲述道。
“这5年，一些省联社在改制过程中实行全省农信社‘好带坏’的模式。如果用纯商业化模式，企业要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谁来解决这些遗留问题?但互相帮助的方法却起到了实质性作用。这说明省联社在宏观层面的协调带动工作发挥了很大的‘正能量’。”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杜晓山对于省联社所做的工作也予以肯定。
此后，省联社从清收不良、增资扩股等多方面入手，帮助农信社改造，开始渐渐发挥作用。
由此，省联社的存在必要性越来越得到认同。特别是2013年以来的这5年，面对资产规模小到几千亿元，大到几万亿元、十几万亿的竞争对手，正在抛开历史包袱的农信社，在资产规模、产品创新、经营理念、利率定价、风险管控等方面均处于弱势地位。特别是存款保险制度出台和利率市场化进程加快后，农信社各项业务发展开始趋缓。
“增强省联社资金运营和调剂职能，通过管理优势和网络优势，集中全省资金形成规模优势，提高农信机构富余资金利用率，实现收益最大化。同时通过调剂资金余缺，有效避免流动性风险的发生。”陕西农信一位负责人表示。
同样地，省联社作为“大平台”，在人才培训以及技术支持上所提供的服务也为各个“小法人”提高了效率并降低了成本。这5年来，浙江、安徽、广东、江西等省联社纷纷着手打造农村电商等平台以应对互联网金融冲击就是一例。
“强势、强大、强有力”，多年过后，省联社留给业界这样的印象。但其浓厚的行政干预色彩，又令其饱受诟病和质疑。这5年，有关省联社的存在到底有没有必要的讨论也开始甚嚣尘上。省联社向何处去?这是一个必须尽快给予回答的现实问题。
“去行政化”正在进行时
省联社陪伴基层农信社度过了一段改革的非常时期，可以说功不可没。但随着越来越多农信社改制成为农商银行，其与省联社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凸显。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在县市级农商银行与省联社并存的模式中，省联社的角色，特别是对于农商银行的董、监、高提名权的合理性，在农信社系统内外一直存在较大分歧。自2003年以来，省联社按照国务院提出的“管理、指导、协调、服务”八字职能履职。“省联社既然有这样的责任，在管理权方面有诉求，也在情理之中。此外省联社提供服务，进行协调，确实也有一定成本。”河南省联社主任陈益民表示。
这5年，为了推动省级联社“去行政化”改革，银监会开始从改革省联社驻地(市)办事处开始入手，将其改制为“区域稽核审计中心”。甘肃省联社先行先试，将其所属的11家地市级办事处和兰州管理部一次性改制为6家“区域稽核审计中心”，成为全国省级联社中第一个进行去行政化试点的省级联社。
紧随其后，安徽、吉林、贵州、河南等省份的办事处改制工作也相继开启。
目前，省联社驻地办事处改制大致分为几种：将办事处直接撤销，设立区域稽核审计中心;在撤销办事处、成立区域稽核审计中心的同时，在地市级行社试点“中心行社”，负责协调、服务等稽核审计中心不具备的职能。
对于办事处改成区域稽核审计中心，张承惠认为应该从控制风险的角度拿出数据来支撑其存在的必要性。“只要有派出机构存在，在相当程度上就一定会干预县级法人的正常经营。觉得没有这个能力就不要去管这些事情。”她说。
当前，在部分省份，省联社驻地(市)办事处的改制工作仍在推进，但步伐并不紧凑。其中一大核心问题是办事处改制后，一线行社失去了与地市级政府沟通、对话的桥梁。
对于省联社改革的模式探索，银监会曾提出了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公司、金融持股公司、统一法人和完善省联社等五种省联社改革模式，一些地方也已开始进行新的尝试。2014年底，银监会正式批准陕西省组建秦农银行。
据悉，组建后的秦农银行注册资本金将达到80亿元，其中陕西省政府出资29%，另一主要股东为陕西和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初期由西安市城六区农信社重组而成，之后陕西省将以秦农银行为平台，通过收购、参股或控股方式来整合全省100多家农信社和农商行，整合后总体规模将超过6000亿元。与现有商业银行的总分行模式不同，秦农银行以金融控股平台方式控制参股的金融机构。此外，方案没有改变现有监管部门对农信社、农商银行的县域独立法人机构规定，只是以“母子关系”形式来整合全省农商银行和农信社。
事实上，各省区的省联社改革发展进程和质量不一，各省区联社行使职责、发挥作用的方式、方法也不同。对此，陈益民表示，国务院明确省联社的改革要去行政化，但各省区“行政化”的情况和程度并不一致，所以去行政化也不能简单地一刀切。“省联社自身的改革是比较大的动作，全国都在研究。我们会认真学习国务院、银监会关于农村信用社省联社改革的要求，学习借鉴外省在这个方面的好的探索。我们感觉这个事情还是要理清思路。”陈益民说。
在陈益民看来，去行政化并不是不要强化经营管理，而是省联社的工作重点必须与农村信用社作为支农主力军这个要求紧密衔接，真正把市场客户、经营绩效、风险防控、员工素质放到突出的位置，抓出成效。换言之，作为金融机构，省联社应该以突出经营发展的绩效来体现管理，而不能把行政职能用得太多又用得不准，致使出现了所谓“行政化”的问题。要“去行政化”，就要对诸如在信贷管理、财务管理、风险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管得不对、管得不准、影响效率、影响形象的一切行为进行减量;同时，也不能放任自流，还要“增金融化”，还需在提高效益、提高质量方面予以改进。
对于接下来全国省联社去行政化的改革转型之路，不少专家也表示，不必拘于统一的模式，还是应该因地制宜，根据各地的情况作出合乎情理的制度安排，最重要的是要调动政府和办事处的积极性。
时至今日，有关省联社改革的顶层设计依旧没有形成。不过，不管怎么改，农信社、农商银行作为各地支农的主力军，在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中都要并将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
这5年，农信人谱写了农信改革发展的壮美篇章。在改革前行中的农信系统始终保持“三农”战略定力，心系“三农”，扶弱帮困，勇担责任，显著改善了农村基础金融服务，让党和政府的惠民阳光洒向千家万户。
这5年，农信系统不仅填补基础金融服务空白乡镇，努力破解中小微企业贷款难、担保难的难题，还通过支持弱势群体求学、兴业，创业和就业，由“扶贫”到“扶智”，由“输血”到“造血”，以多种方式，积极回报社会。
5年征程，5年磨砺。5年间，农信人从未停止过对改革创新的探索脚步。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有效增强服务“三农”的内在动力，不断强化自身市场定位，积极发展成更贴合农村的市场主体，充分激发支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金融活力，为农业现代化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持，并将以更好的姿态迎接党的十九大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