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以采访中期业绩为由向奥康国际发出了采访邀约，并在采访问题中提及奥康国际“高管和客户之间互相转换”的现象，并询问其机制。一位奥康的工作人员表示不方便回答记者的问题，但同时该工作人员在不经意间透露：“之前有这样的情况，但现在已经在收紧。”
鞋业似乎正在行业退潮期中挣扎，而一些“裸泳者”或许正在渐渐浮出水面。
不过更引人注意的是，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调查获悉，在奥康国际业绩退潮的同时，作为其收入之源的多家大客户却有着身份上的蹊跷——所披露的经销商股东和奥康国际员工姓名之间存在多处重合的“巧合”。
一位接近奥康国际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奥康国际的部分‘经销商’团队如果真的来自上市公司内部，一方面能够规避相关税费，另一方面也容易让公司有了操纵公司业绩的空间。”
经销商与管理团队之间是否存在转换，似乎也让奥康国际的真实业绩蒙上了一层不确定性。而在业内人士看来，管理团队转作经销商并非不可，但作为上市公司应当按照关联交易相关标准对信息进行更加详实的披露。
与高管“重名”的经销商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发现，2017年半年报披露的合并财务报表中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企业中，不少股东姓名和奥康集团管理层的姓名存在高度重合。
这五家企业分别是东莞捷庆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捷庆）、昆明慕莱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明慕莱）、贵阳华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贵阳华腾）、西安天有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天有）以及柳州申瑞商贸有限公司（下称柳州申瑞），期末欠款余额分别为0.86亿元、0.66亿元、0.64亿元、0.51亿元和0.51亿元。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除昆明慕莱以外，其余四家企业股东均与奥康国际高管“撞名”。此外，上述企业密集注册于2009年至2010年期间，而其刚好是奥康国际筹备IPO的前夜。
其中，东莞捷庆、西安天有、贵阳华腾这三家企业也曾在奥康国际2016年年报的前五大欠款方名单中出现。另外，2016年年报中排名第一的欠款方为宁波市鄞州奥甬鞋业有限公司（下称鄞州奥甬），注册于2014年9月的鄞州奥甬，其股东陶中华同样也和奥康国际高管“撞名”。
不过，2016年年报期末账面余额居于首位，欠款0.86亿元的鄞州奥甬已经在2017年半年报公布的前五名欠款方中消失。
同时，2016年年报披露的“其他应收款”前五名欠款方中，有刘燕高、朱利勇两名自然人。据公开资料显示，刘燕高在2006年时曾任江苏常熟奥康经理，而朱利勇于2010年为奥康鞋业万利威德事业部经理。
一位参与过零售业企业上市的投行保代认为，企业管理团队“出走”创业成为原企业的经销商的现象在业内并非鲜见，部分公司也会采用该方式来激励管理团队。但该现象发生在上市公司时，有关方应当做好适当的信息披露。
“销售团队转做经销商，或者两者相互转换其实并不奇怪，因为工作性质还是一样的，甚至也可以理解为公司以这种方法来促进去库存。”上述投行人士表示，“但是公司高管变成大客户后，是否会构成关联交易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公司层面至少应当做好足够的信息披露来注明这一情况，否则容易加剧信息的不确定性。”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查阅奥康国际历年来的公告，并未发现奥康国际曾披露相关的关联交易。
供应商同样如此？
类似的情况同样出现在奥康国际与其供应商之间。
招股书和历年年报显示，在2010年到2014年长达4年的时间中，广州市米娅鞋业有限公司（已注销，下称广州米娅）一直是奥康国际的供应商。从招股书来看，广州米娅在2010年和2011年度，分别占据了奥康国际5.67%和6.62%的外包比重。
同时，在2012年、2013年和2014年的年报中，广州米娅均是奥康国际预付款项金额前五名的单位，三个年度的预付款项分别为0.29亿元、0.39亿元和0.69亿元。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查阅工商资料得知，广州米娅注册于2009年，注册资本100万元，股东徐建将、陈信彪分别持股55%和45%。
而一则2009年的新闻则表明，奥康云南公司总经理也名为徐建将。工商资料还显示，广州米娅的另一名股东陈信彪同时也是杭州麦淘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下称杭州麦淘）的股东，杭州麦淘官方简介则自称是隶属于温州上市企业奥康国际旗下的子公司，旗下拥有天猫奥康麦淘专卖店。
值得一提的是，奥康国际年报中还曾注明，广州米娅与本公司关系为“非关联方”。
此外，到了2015年，年报所披露预付款前五名的单位中出现了一家名为广州市晨日鞋业有限公司的企业。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发现，该公司在某大型招聘网站上的简介中写道：广州市晨日鞋业有限公司是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子公司之一，主要从事奥康品牌的皮鞋及皮具设计、开发、制造和分销。
然而与前文中提到的“客户”一样，奥康国际也并未对这些“供应商”进行关联交易的相关披露。
招股书里的“客户”之谜
翻阅2012年奥康国际的招股书，也可以发现经销商和高管的“撞名”巧合屡屡出现。
招股书显示，2009年至2011年的三年报告期内的前五大客户包括上海鼎嘉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鼎嘉）、成都福腾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福腾）、杭州源弈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源弈）、宁波市尚荣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尚荣）、浙南总经销郑余忠、四川总经销陈瑞福等公司及自然人。
与前文中情况类似，上述公司的主要注册时间也在2009年至2010年期间。除成都福腾注册于2010年外，上海鼎嘉、杭州源弈、宁波尚荣的注册时间均在2009年11月和12月。仅仅一年之后，上述四家新成立的公司就摇身一变，成为了奥康国际招股书中2010年、2011年的前五大客户。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工商资料显示于2009年注册的上海鼎嘉，其法人代表兼股东为孙伟军。而据奥康国际年报，孙伟军先后担任奥康鞋业销售有限公司销售管理部总监、公司下属区域公司总经理、时尚平台系统负责人等职务，目前为奥康国际的副总裁。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计算发现，根据招股书的数据，2010年，上述四家公司提供的销售额占总营收比例合计占比12.67%，2011年合计占比13.63%，两年内分别为奥康国际贡献了2.8亿元和4.04亿元的营业收入。
应收款高企
如果将经销商“内部化”，是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将存货“外挂”于体外，那么与利润一同攀升的应收账款，却是上市公司无法掩盖的指标。
“如果是这种操作，那么外挂存货必然会形成较大规模的应收账款。”一位来自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称。
据公开数据显示，奥康国际2008年到2012年的总营收累计增长了220.2%，然而应收账款数则从2.2亿相应飙升至12.99亿元。尤其是在2011年至2012年两年间，其应收账款从之前的7.88亿突然猛增5亿多至12.99亿。
“奥康鞋业为了提升业绩，在2011、2012年两年通过向‘经销商’大量发货，实现了利润和市值的快速增长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一位接近奥康鞋业人士分析称，“由于发货太猛，其应收账款的增幅也超过了营收和利润的增长。”
而这种涨势在奥康国际于2012年4月完成IPO后便开始出现“变脸”。从2013年开始，奥康国际应收账款进入收缩状态，总营收也在2013年骤然下降19%，净利润下降46.57%。
而随后四年里，一度膨胀的应收账款却出现了“缩水”迹象。
上海一位投行人士认为：“这样做很有可能是为了防止应收账款的泡沫过多，所以选择放弃2013年利润，逐步消化库存，降低应收款。但从数据来看，库存与应收账款的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发现，截至去年底，奥康国际的“高管”应收账款仍然占据较大比重。
年报显示，奥康国际2016年应收账款总额约为8.08亿元。而仅上述存在“内部经销商”嫌疑的四家企业应收账款总额就高达3.1亿元，占当期应收账款总额的35.57%。
截至今年6月底，前五大欠款方中除去昆明慕莱以外，其它四家存疑的公司占总应收账款比例则降至28.69%，体量降为2.52亿元。据奥康国际2017年半年报显示，期末应收账款总额为8.81亿元，较去年底数额又有所增长。
不过其应收账款周转率则相对正常，数据显示，其应收账款周转率为4次左右，而同期A股6家鞋企该指标均值也为4次。
对于鞋类经销模式，一位经营多家知名品牌鞋类的地区经销商则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我们一般会提前一个季度以上订货，比如夏天就会订冬天的鞋子。到时候先打款，款到了品牌才会发货。”当记者问及经销商是否会去品牌方任职时，该经销商表示“并未听过这种情况”。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以采访中期业绩为由向奥康国际发出了采访邀约，并在采访问题中提及奥康国际“高管和客户之间互相转换”的现象，并询问其机制。一位奥康的工作人员表示不方便回答记者的问题，但同时该工作人员在不经意间透露：“之前有这样的情况，但现在已经在收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