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怀疑》海报
《高度怀疑》是一部堪称“案中案”的惊悚犯罪题材电影。检察官亨特是一名优秀的控诉高手，经他指控的谋杀案无一败诉，超高的人气使他成为潜在的最佳州长人选。可是，记者尼古拉斯却对亨特完美的履历产生了质疑。凭借一段可疑的审讯录像，他怀疑亨特为了赢得官司，不惜伪造DNA来取胜。为了揭露亨特的阴谋，尼古拉斯利用一起妓女谋杀案，将自己伪造成犯罪嫌疑人，并将伪造过程全程录制视频，然后“成功落入”亨特之手，诱使亨特故技重施，通过伪造裤子上的血迹达到胜诉的目的。
尼古拉斯本意是要在庭审时当场出示“自投罗网”过程的视频，以此拆穿亨特的假面具，却不料被亨特识破，抢先一步毁灭了所有能够证明尼古拉斯清白的人证和物证，最终令尼古拉斯获判死刑。万念俱灰时，尼古拉斯的女友艾拉调查了全部案件真相，获取了亨特伪造证据的关键线索，使得案情翻转：尼古拉斯出狱、亨特被捕。就在所有人认为善恶终有报时，最后时刻却出现惊天大逆转：艾拉发现杀死妓女的正是男友尼古拉斯本人……
无独有偶，现实生活中也上演了一场与电影剧情高度相似的戏码。2011年，美国麻省州立犯罪实验室的化学家安妮·杜汗被曝出伪造鉴定数据丑闻。在实验室工作的10年时间里，杜汗在处理将近4万例毒品犯罪案件检验时，每当检测出现第二次跟第一次结果不符时，随意添加化学物以使两次检测结果相符，而更多的时候则干脆不经检测随意编造检测数据。2012年底她被以26项罪名起诉，最终于2013年11月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她检测的案子现在由州政府一件件重新检测审查。三年过去了，才审查了不到十分之一，耗资几百万美元。据媒体报道，杜汗这样做的动机只是为了“维持高效准确的名声”。
影片中虚假的DNA导致了17桩案件的当事人被错判，而现实中杜汗的虚假鉴定导致上万个当事人被定罪或者被无罪释放。我们不禁要问：为何虚假的鉴定结果可以在看似严密的刑事司法证明体系面前“一路绿灯”，最终成为制造冤假错案的“杀手锏”？
绝大多数人的认知中，DNA检测结果以其99.9999%的准确率对案件的证明作用几乎是无可置疑的，但却忽视了即使再先进准确的科学技术，倘若被品行不端的人操纵，便极有可能沦为犯罪的帮凶。就如同对法律的运用一样，法律本身应该是公平正义的象征，然而一旦被执法者有瑕疵的道德所污染，正义的法律最终会成为冤枉无辜的恶法。从这个角度而言，被伪造的科学鉴定结论之所以能够突破刑事规则的“防火墙”而长驱直入，在于人们基于对科学结果的绝对信赖而缺失了对证据本应存有的怀疑，导致建立在此证据之上的所谓“事实”与真正的事实南辕北辙。
但话又说回来，在司法实践当中，面对形形色色的证据，又有多少人有足够的耐心和精力去一一核实在案的所有证据背后的真实情况呢？电影的剧情让我们陷入了这样一个两难境地：一方面，法律要求定罪量刑要做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另一方面，连DAN这样的科学鉴定证据都可能造假，谁又能百分百地保证支撑案件事实的所有证据的真实性呢？
乍看起来，这种司法上的两难境地让人对现代刑事诉讼规则颇为灰心沮丧，但是换个思维角度来看，这种两难也成为监督司法人员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世上没有完美的证据，只有绝对的怀疑。正因此，在司法裁断过程中，专业的素养、谨慎的态度才显得尤为必要。
有学者言：证据学是在“历史的碎片中拼凑事实”，而历史遗留给我们的痕迹（包括客观物质痕迹与主观印象痕迹）往往很少，而在刑事司法的对抗性条件下，有许多痕迹又被人为地抹去或者构筑了防止获得的壁垒。从这个层面理解，刑事诉讼当中所期待的“完美证据”，只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美好夙愿而已。历史上的法定证据制度，就是试图通过构建一个完美无瑕的证据体系来限制司法专横，最终却由于“束缚了法官的理性、窒息了他们的良心、毁灭了他们的意识”而被自由心证所取代。
由此，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其实就是不断排除合理怀疑的过程。而最终还原的案件事实，只是因为它在法律上排除了司法人员内心的怀疑，可能性最大的那种事实——也即法律事实而已。唯有树立这样的理念，我们在面对实践当中“零口供”之类的案件时才不至于机械地落入证据不足的窠臼，而是运用司法智慧，审慎地判断证据质量，作出理性的法律处理。
这部影片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在于：在司法领域，即使对于DNA这样的科学鉴定也不应当盲目地信任，而依然要秉持怀疑的态度，对其进行缜密的质证推理。这或许也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将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的理由所在。但是，仅仅将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还只是第一步，关键要确保作出鉴定意见的人员出席法庭，接受当庭质证，并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对鉴定的根据和过程作出解释。如此，才算是真正实现了对鉴定意见的怀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