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恐袭（资料图）
当地时间6月3日夜，在全国大选周即将开始的最后一个周六，英国首都市中心伦敦桥与博罗市场接连遇袭。恐怖分子驾车冲撞人群后，冲向酒吧、餐厅等人群聚集地肆意砍杀无辜群众。英国警方接到报案后仅用8分钟就击毙了3名嫌疑人，但却无法逆转7死、48伤的惨剧。这是继今年3月威斯敏斯特大桥遇袭、5月曼彻斯特体育馆大爆炸之后，英国遭遇的第三次严重恐袭，正如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在次日的声明中所言，英国恐怖主义威胁正呈现新的发展趋势。
与其他欧洲大陆国家一样，英国恐袭不断，首先反映的是国际恐怖主义发展的新态势。
近年来，从斯德哥尔摩到尼斯，从布鲁塞尔到巴黎，从柏林的圣诞集市再到爱丽舍宫门前的竞选集会。西方国家民众聚集的地方，在特定的时期，很容易成为恐怖分子袭击的目标。恐怖分子的作案方式更趋灵活，如驾车撞人后，持刀行凶或枪击等做法日益普遍，袭击成本大大降低，也令西方政府、警察与情报部门防不胜防。而就恐怖嫌疑人身份来看，不论是“独狼”还是组织网络中的一人或多人联手，也不论是来自西亚还是北非，实施恐袭者均来自穆斯林移民群体。这些都是欧洲国家爆发恐袭的典型性特征，既有国际恐怖主义内生性原因，也是欧洲社会移民融合等问题累积爆发的结果。英国恐袭案也基本兼具这些特点，此次实施袭击的三名被击毙案犯，两名已确认身份，分别是来自巴基斯坦和北非的穆斯林。他们采取的手法也是先行车碾压行人，然后下车行凶。选择的作案地点，也是周末夜晚人们休闲娱乐集中的区域。
在今年3月之前，英国已经有长达十年以上的时间没有爆发过影响之大、死伤人数众多的恐袭事件。此前令人深刻的恐怖记忆还是2005年伦敦地铁大爆炸。但今年上半年以来，英国三起恐袭迭发，不由让人产生了为什么是英国，为什么是现在的疑问。可以说，除了欧洲整体反恐形势严峻的原因之外，恐怖分子在英国屡屡得手，正是当下英国政治、社会以及反恐环境变化的集中反映。
从时间来看，英国正处于政治事件的多发期和社会的脆弱敏感期，容易成为恐怖分子的袭击对象。
今年英国的三次恐袭，都处于重大政治事件的发生节点。3月22日，威斯敏斯特大桥遇袭，发生在特雷莎·梅向欧盟递交申请、启动“退欧”进程的一周之前。5月22日的曼城大爆炸和6月3日的伦敦桥袭击事件，则发生在大选季。自2016年6月英国公投决定“退欧”后，对外面临如何“退欧”的棘手难题，国家的稳定与社会的团结也面临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相较于其他主流政党，特雷莎·梅领导的保守党稳居领先地位，这也是梅敢于提出提前大选的前提，但就实际而言，其只拥有比较优势，执政基础并不稳固，民意的波动性、分化性很大。所以，梅才高喊“服务于人人”的口号，在“退欧”问题上，表现得也十分果决，并以“更强大和更繁荣”为竞选主题，争取社会大众的支持，表明在英国尤为脆弱的大背景下，梅希望以强硬的捍卫者姿态赢取民心。鉴此，恐袭一旦得手，势必加剧社会的不满与分化，对英国政府的杀伤力更强，此时打击英国，恐怖分子可获得更大政治收益。
而恐怖分子作案手法不断翻新，简易化、模仿性强等特点则是英国疲于应付，防不胜防的技术性原因。
英国多年来强力反恐，虽十多年没有发生严重恐袭事件，但并不意味着其恐怖主义威胁下降，仍是长期处于次高级别水平。在“恐怖主义”借助网络宣传、战地培训等多种手段不断“滋生恐怖主义”等新形势下，英国情报部门对恐怖嫌疑人无法实施有效管控的问题十分突出。英国政府估计，前往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地参战的英国人约800人，其中有一半已回到英国。与大陆欧洲国家不同，英国的三起恐袭案侦破速度都很快，但英国反恐的困境在于，对极端分子的监控非常广泛，但仍无法避免悲剧的发生。曼彻斯特案犯曾被警方关注，但案发时其刚从利比亚回国，据称曾在那里受训。伦敦桥涉案嫌疑人也曾被多次举报，但都未能实施有效管控。
接连遭遇恐袭之际，特雷莎·梅的竞选之路蒙上了阴影，民意支持率持续下滑。曼城恐袭正值保守党新竞选纲领新近出台，其社会政策引发中产阶级不满，招致社会强烈反弹，保守党支持率从最初领先最大反对党工党两位数的优势，下降到了个位数，不再稳操胜券。伦敦桥恐袭后，大选的辩论议题已从英国“退欧”、社会政策等直接转向安全问题。相较于科尔宾领导的工党，保守党在安全治理方面的民望原本更高，但由于恐袭频发，不但工党领袖科尔宾、伦敦市长萨科迪·汗指责梅削减预算导致警力不足、反恐不力，甚至有人提出梅应下台以承担责任。如果最终导致保守党无法扩大议席，或联合组阁、或下台，则将成为恐怖主义威胁影响西方国家政治生态的新型标志性案例。（杨芳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 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