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过程中，青年学生开创性地走出了革命斗争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的正确道路，意义重大。对此，毛泽东专门写了《五四运动》和《青年运动的正确方向》两篇文章。他说：“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
青年学生与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这是历史性开拓，以至于对后来革命和建设都产生深远影响。
在五四运动之前，当时的知识分子开展的新文化运动，让人们的思想经历了一番洗礼。民主和科学，是当时社会的两面旗帜，打开了人们思想解放的闸门。但新文化运动也有着明显的局限性，它没有找到一条真正能够改造近代中国社会的道路。
但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知识分子领袖李大钊、陈独秀和青年精英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恽代英、邓中夏等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提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观察和研究社会，创造性地把新文化运动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
历史，总是以深邃的逻辑启迪着未来。纵览五四运动的激荡风云，人们总是能从青年人身上感觉到一种冲动和不安。这种冲动和不安不甘现状，充满革命性的力量，正是青年人的本色姿态。
今天，在处处喷涌改革浪潮的神州大地，又何尝不需要青年人保持这种本色姿态呢？
奉献，青年一代的生命荣光
1919年5月3日晚，10多所学校的学生代表一千多人在北大法科大礼堂集会，报告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具体情况。当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登台演讲时，他当场咬破中指，撕下自己的衣襟，写下“还我青岛”的血书。
5月4日，3000多学生到天安门前游行示威，谢绍敏的“还我青岛”血书被人用竹竿举立在天安门前。条幅虽然不大，却因血染之风采让人惊心！
其实，五四运动前后，始终伴随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斗争，除了一些青年像谢绍敏那样咬破手指写下血书，还有不少学生不惜牺牲、壮烈为国，“以死作气、以命醒民”。
北大预科生郭钦光，身患重病仍呕血盈斗，被送进医院后溘然遽逝。
清华高等科学生徐曰哲，不顾酷日、奔波演讲，因积劳成疾而去世。
更多精彩请点击：新闻排行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