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22日，“天网”行动重拳出击，集中曝光国际刑警组织已发布红色通缉令的100名涉嫌犯罪外逃国家工作人员和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4月25日，“百名红通人员”名单公布的第三天，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的第一线就传来捷报，潜逃海外14年之久的戴学民被缉捕归案，成为“百名红通”“触网第一人”。
戴学民，1958年出生，原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副总经理、上海证券营业部总经理。
外逃分子走上逃亡之路，多是因为涉嫌贪污、受贿，想要逃脱法律制裁。戴学民也不例外，任职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副总经理、上海证券营业部总经理期间，其涉嫌利用职务便利贪污巨额资金。2001年4、5月，检察机关对其投资的南京福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进行调查，戴学民听到风声后于当年5月潜逃出境。
戴学民外逃第一站选择了香港，短暂停留后经由韩国抵达美国，并希望移民美国，给外逃争取更多的庇护。但是移民之梦不久后即宣告破碎。据戴学民交代，到了美国之后，因为其国内任职和新公司拟聘任职务不相称，移民官对其持有L-1签证（类似于工作签证，即在美外国公司员工的工作签证）的真实意图存在疑问，故移民申请未能成功。
2001年8月1日，戴学民再次启程，前往伯利兹，同年10月底，抵达英国。此后不久，戴学民妻儿也持伯利兹护照到了英国。
潜逃国外，想象中应是灯红酒绿、逍遥法外，妻儿团聚似乎更是“锦上添花”，但现实却是截然不同的景象。他曾在忏悔录里这样回忆外逃之后的生活，“到国外的头两年，生活充满艰辛，历尽难言心酸。”
外逃英国期间，戴学民先后在证券公司和图书馆从事分析和整理资料的工作，交完房租，只能勉强度日。拮据的生活背后是家庭矛盾的随之爆发，妻子最终选择与戴学民离婚，并带着儿子离开了英国。
“在国外，不管你走到哪里，总会时不时地想念父母兄弟姐妹和亲朋故旧，没有亲情联系，就像断线的风筝四处飘荡，没有归根之感，孤独无助的感觉常常发生。”饱尝了外逃生活的辛酸与孤独，戴学民潜回国内的念头逐渐浓烈了起来。
但他或许没有料到，从他开始外逃的那刻起，对他的追逃工作就已经拉开了序幕。2001年7月，南京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贪污罪对其立案侦查。9月，南京市人民检察院对戴学民实行网上通缉和边控。2002年1月，公安机关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对戴学民发布红色通缉令。
尽管对戴学民的追逃工作布局较早，但长期以来进展并不顺利。江苏省追逃办相关负责人介绍道，“戴学民本人受教育程度较高，工作经历丰富，有较强的海外生存能力。而且追逃追赃工作中往往是那些外逃时间短、在国外立根未稳的比较容易追。随着时间推移，追逃的难度随之增加，所以长期以来追逃工作进展缓慢。”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2015年。当年3月，“天网”行动拉开序幕。按照中央追逃办的统一部署和要求，江苏省市两级专门设立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建立健全相关工作机制，对戴学民等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外逃案件予以重点推进。江苏省追逃办牵头搭建协作平台，建立“绿色通道”，对追逃追赃工作事项由相应单位联络员负责协调，减少中间环节，快速办理。
4月22日，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集中公布“百名红通人员”名单，戴学民名列第90位。江苏省纪委、省追逃办高度重视，立即组织对名单中该省7名外逃人员的追缉工作，进行分析研究，开展了大量的境内基础性调查工作。
4月23日，上海市发现一名持外国护照、名为“DAIGEOFFREY”的英国籍男子与戴学民高度重合。这一重要线索浮出水面后，江苏省追逃办快速反应，连夜召集公安和检察机关召开紧急会议，部署对戴学民的缉捕工作，并抽调精干力量，连夜赶赴上海。
在中央追逃办协调下，上海、江苏、安徽等省市追逃办和公安、检察机关密切配合，组织现场警力通过实地摸排，获取了戴学民常住地户主及居住人员的登记姓名、护照号码等信息，并展开蹲守；同时，对现场反馈的居住人信息进行充分了解，经过几十个小时的艰苦努力，侦查人员作出判断，戴学民应该就藏匿于安徽境内！找到关键线索后，追逃猎手迅速“撒网”，在安徽合肥将其缉拿归案，戴学民也成为被收入“天网”的“百名红通”第一人。
落入“天网”后，戴学民的情绪显得格外平静，他说，对于这一天的到来，早已心中有数。在忏悔录里，他这样写道，“我也有回国过完下半生的梦想，所以决心回来，不管结果怎样，我也必须回来。”的确，对于每一个仍在外逃的嫌疑人而言，他们终难逃脱法律的制裁。
2016年7月12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以挪用公款罪，判处戴学民有期徒刑6年。一审后，戴学民不服判决，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6年12月30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维持原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