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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学与汉学的渊源(3)

商博良通过罗塞塔石碑上托勒密名字的圣书体、世俗体和希腊文三种不同文字的对比,来识别特定字符的音值,很快就读出了托勒密的名字。这使他意识到古埃及文字实际上记录了古埃及人的语言,而不是所谓的象征神秘智慧的符号。后来,商博良又陆续读出了克里奥帕特拉、亚历山大、凯撒等人的名字,从而发现了释读古埃及文字体系的真正钥匙——“表音”。

雷慕沙对中文的“形声”概念也做了详细介绍,指出以形声方式构成的汉字的数量占据汉字总数的一大半。“形声”这一概念,也使商博良进一步认识到汉字的表音特性,尤其是形声字在汉字中数量如此丰富,使商博良对古埃及文字可以表音的认识更为坚定和明确。

1822年,商博良在法兰西科学院发表《关于象形文字语音学的字母——给达希尔先生的信》的报告,公开了他对古埃及文字的新发现。1824年,商博良在《古埃及文字体系概要》一书中指出,古埃及文字的“表音”远比他最初推测的更为广泛,古埃及文字的表音不是辅助而是核心,是整个古埃及文字体系的“灵魂”。

商博良的研究著作涉及中国语言文字知识的诸多方面。他在1841年出版的《古埃及语词典》中有60余处提及中国,涉及“六书”(即汉字构成和使用的6种方法,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与“三才”(指天、地、人)等概念。在该书的序言中,他对中国文字与埃及文字的异同之处进行了详细比较,并参考中国最早的词典《尔雅》对汉语词汇的分类,对古埃及词汇进行了分类。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值埃及学诞生200周年之际,回顾古埃及文字解读的历程,我们发现,汉学对埃及学的发端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古埃及文字的破译暨埃及学的诞生,正是中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产物。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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