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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学与汉学的渊源(2)

在商博良之前,欧洲汉学已有长久发展。1585年,西班牙人门多萨撰写的《中华大帝国史》在意大利罗马出版,为当时的欧洲打开了一扇认识中国的窗口。1669年,英国建筑师约翰·韦布出版《论中华帝国之语言可能即为原初语言之历史论文》,这是西方较早广泛论述中国语言的著作,将中国语言放入世界语言研究范围内。随着西方对中国语言文字研究的逐步深入,18世纪以降,欧洲开始出现了研究汉语语法的著作。

虽然那一时期的欧洲学者对于中国语言文字的认知逐渐丰富起来,但他们普遍认为汉字与古埃及文字同为图画文字,直接通过图画符号表达思想和概念,因此不与口头语音发生联系。直到19世纪普通语言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建立后,这一认知才开始改变。

1814年,法兰西学院正式设立汉满鞑靼语言文学讲席,由年轻的汉学家雷慕沙主持。它的设立,标志着法国乃至整个欧洲专业汉学的诞生。

雷慕沙和商博良同为德·萨西的学生,他刻苦钻研汉语,先后出版了《汉文简要》和《汉文启蒙》等著作,构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汉语语法教学体系。“反切”是中国古代最常见的汉字注音方法,采用“上字取声,下字取韵”的原则。欧洲人曾将“反切”的原则错误理解为“元音+辅音”,即第一个字取元音、第二个字取辅音。直到雷慕沙在《汉文简要》中以“可汗”一词为例,才对“反切”进行了第一次准确介绍。这也让商博良认识到,既然汉字可以表音,那么古埃及文字也很可能如此。

长期以来,在西方研究的视野中,古埃及文字具有的图画特点令很多研究者产生了误判,他们认为古埃及文字隐藏着祭司的神秘智慧。商博良在对汉语的研究中意识到,古埃及文字研究需要摆脱以往那种象征性、隐喻性的解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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