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泛黄的石碑拓本上,可以明显看到3种语言组成的上中下分层区域。基于欧洲学界此前的研究,商博良起初认为,石碑上的象形文字与希腊文在内容上是对应的,假如象形文字与平民文字文本中的每个符号表示一个事物或概念,那么符号数量应当与希腊文文本中的单词同样多。但是很明显,石碑上的希腊文和象形符号数量相差甚远——希腊文只有486个单词,象形符号却有1419个。因此商博良得出结论,不是所有的象形文字符号都独立表意。
商博良继而把注意力集中在“王名圈”,即石碑上用椭圆形圈起来的一组象形符号,表明这是一个法老或国王的名字。在商博良之前,英国学者托马斯·杨曾解读出石碑上多次出现的国王名字“托勒密”;1822年,商博良在菲莱方尖碑上也发现了“托勒密”的“王名圈”,由此推断出石碑上另一个“王名圈”的意思,这些发现成为解读象形文字的关键线索。通过对应这些专有名词,商博良归纳出象形文字中起到字母作用的符号,破解了很多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发音。
由此,商博良证明象形文字是表意的和表音的,这些符号有些是字母,有些则是音节文字。例如,鸭子的符号可以指该生物,也可以代表发音sa。他编制出一份象形文字符号和字母发音对照表,例如秃鹰的符号发a的音,腿的符号发b,方框发p等,使人们能顺利读出建造埃及金字塔的法老胡夫的名字,也能破译后来在坟墓中发现的《死亡之书》。商博良的研究为后人解读古埃及文书提供了重要工具。
1822年9月24日,在《关于象形文字语音学的字母——给达希尔先生的信》中,年仅32岁的商博良系统报告了破译罗塞塔石碑古埃及象形文字的成果,揭开了象形文字的神秘面纱,由此奠定了埃及学的研究基础。此后,他并未停下对象形文字的深入研究,并致力于挖掘与古埃及历史和世俗生活相关的文化遗产。随后几年间,商博良前往剑桥、佛罗伦萨、那不勒斯、罗马等地的博物馆,不停抄写铭文、临摹石碑,收集了大量研究素材。1828年,商博良带领一支联合考察队来到埃及,开展实地考察,为期两年,从而有机会亲自验证对象形文字所做的推论,许多考察成果被后人整理在1845年出版的《埃及和努比亚的遗迹》文献集里。
1832年,商博良因病去世,年仅42岁。他把短暂的人生献给了古埃及象形文字,令沉默的文明发出声音。“两个世纪后,我们可以看到商博良研究的准确性,能感受到他的勇敢和热忱。他让古埃及象形文字重获生机,也推动古埃及文明研究前进了一大步。”卢浮宫埃及文物部名誉主任吉耶梅特·安德鲁—拉诺埃如此评价。
《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