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 屠新泉

美国政客基于其短期服务选举的政治需求和长期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意图，轮番对华发起贸易战、科技战、舆论战、外交战，确实对两国关系和中国的外部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除了为中美交流设置各种障碍之外，美国政府还鼓动、拉拢乃至胁迫其所谓志同道合的盟友组织反华同盟，试图让世界与中国脱钩以达到从根本上扼杀中国技术和经济进步空间的目的。

美国对华政策发生如此根本性转变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且经过一定时期的酝酿，并非完全出自特朗普及其小团体的意志。随着中国经济和技术实力的增长，以及中美长期在台湾、南海等问题上的分歧，再加上此次中美在新冠疫情应对成效上的霄壤之别，令美国全民焦虑和困惑。而特朗普政府在各种言之凿凿的理由中刻意回避的则是美国国内经济、社会、政治在近年来愈演愈烈的两极分化和民粹主义、反智主义倾向，这恰恰是美国整体调整其全球策略、包括其对全球化的态度变迁的根本因素，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国内问题外部化的替罪羊。

中美之间有竞争，这种竞争也是保持人类文明进步所必需的动力机制。但这种竞争应当是良性的，其基本要义就是这种竞争应当在国际社会公认的国际规则规范之下进行。二战之后建立的以联合国为首的一整套完整的国际治理体系，对战后经济发展和国际和平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国曾经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积极作用。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全球化的确有它的负面性，或者说许多国家的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没有完全准备好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外部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对参与全球化的速度和方式作出一定调整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现在恰恰是全球化的初始发动者和最大受益者美国在寻求不受任何限制的、任意妄为的政策空间，通过对包括中国、欧洲、日本等滥用关税等贸易保护措施、退出多个重要国际组织和协议，它对全球化和全球治理造成的伤害和困扰已经完全超出了合理的范围。正是美国在以令人瞠目的速度和方式与世界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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