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实验室到底有没有能力设计或合成病毒？“从技术上讲，是没有问题的。”高山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对此，这篇国外论文也进行了分析。“多年来，在世界各地的多个BSL-2（生物安全第二等级）实验室都进行了有关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在细胞培养和/或动物模型中传代的基础研究。还记录了在BSL-2密闭环境下工作的实验室人员在实验室获得SARS病毒的实例。因此，我们必须考虑有意或无意释放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可能性。”论文称。

但专家们随后对这种可能性也进行了质疑。

他们指出，通过细胞培养或动物传代产生2019新型冠状病毒，需要事先分离具有高度遗传相似性的前体病毒。随后产生的酶切位点需要在细胞培养中，或者具有与人类相似的ACE2受体的动物（如雪貂）中进行密集的传代程序。

然而，2019新型冠状病毒S蛋白由于存在酶切位点，导致酶切位点周围存在3个O-聚糖结构。“值得怀疑的是，O-聚糖结构的产生是否会发生在细胞培养过程中，因为这种突变通常意味着免疫系统的参与，而这种免疫系统在体外是不存在的。”这些国外专家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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