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为什么要选择“脱欧”?我在英国采访时,常常听到英国人用“猪耳朵”和“贵皮鞋”这两个例子来回答。
一个例子是说英国的猪耳朵没法向许多欧洲以外地区出口。目前,英国向外出口的猪必须按欧盟规定在耳朵上穿孔,打上耳标会影响猪耳朵向一些将其视为美食的国家出口,比如中国。英国人认为,“脱欧”后英国可以自己重新设计出口标准,在猪的其他部位穿孔,让更多英国猪耳朵摆上中国人的餐桌。
另一个例子是在当前欧盟贸易政策下,英国消费者不得不买更贵的鞋。英国经济是全世界服务密集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9%。英国经济更多是基于服务业而非制造业,而欧盟在制定贸易政策时考虑更多的是保护所有成员国的利益,特别是一些制造业发达国家的产业利益。比如,欧美曾为了保护意大利的皮鞋制造业的利益,削减从中国进口的鞋制品份额。英国人认为,这就意味着,英国消费者要购买更贵的鞋。
这两个例子充分说明,英国人选择“脱欧”有经济考量。在英国人看来,要与欧盟外的市场更好地“恋爱”,就必须先和欧盟“离婚”,然后才能更自由地制定更为英国量身打造的贸易政策。
一个世纪的“相爱相杀”
经济政策只是英国与欧洲大陆在过去一个世纪里“相爱相杀”关系的一个方面。
纵观英欧关系史,“欧洲问题”——即英欧之间是何关系的辩论,始终是英国政治议程上重要的问题之一,也是二战后导致英国政党内部分歧和党派之争最多的政治议题。
而从更深层面看,“脱欧”反映出两次世界大战后不断衰落的大不列颠努力调整自己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艰辛尝试。不断“拷问灵魂”的英国在寻找一个重要问题的答案,那就是“日不落帝国”解体后,英国究竟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何种角色。
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是英国人在涌动的民粹浪潮下对这一问题的最新作答。这一选择的背后是英国民众对现实的愤怒,这愤怒肇始于“全球金融危机”对建制权威的破坏,积累于中产阶级常年的收入滞胀,加速于移民涌入与难民危机的冲击,最终发作于民粹浪潮催生的“仇欧”情绪。连英国首相特雷莎·梅本人也多次承认,英国人“脱欧”选票的背后更多是对英国国内民生问题的怨声载道。
“脱欧”的投票结果让英国成为首个投票脱离欧盟的国家。英国和欧盟长达40多年的“婚姻”面临终结。不过,尽管此次英国人在公投中真的选择了脱欧,但是英欧之间也很难真正说再见。
“亲欧”与“疑欧”的激荡与对决
“脱欧”全民公投,只是百年来英国“亲欧”与“疑欧”两种政治倾向又一次的激荡与对决,是在英国久负盛名的实用主义政策下诞出的“分享欧洲一体化好处”与“避免承担一体化义务”两种情绪的又一次纠结。
一水之隔,民情迥异。一条浅浅的英吉利海峡让英伦三岛始终游离于欧洲大陆之外,就像一只巨帆孤悬海外。英国人有意无意以岛国身份为出发点的意识,形成了独特的盎格鲁-撒克逊的安全观与利益观,在政治文化上与欧洲隔着一条明显的界限。
特别是二战带给英国和欧洲大陆不同的教训,强化了这条界限:欧洲大陆在战后开始限制主权国家和民族主义的扩张,寻求国与国之间更广泛的合作,避免当年因德法冲突与对抗带来的战争悲剧;英国则认为,正是与欧洲在地理上的隔离,让英国免遭被外敌占领的灭顶之灾,历史上一直存在的“疑欧”情绪得到加强。
因为历史发展轨迹不同、特定的政治经济理念以及现实利益的诉求,在战后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中,英国始终“若即若离”。欧洲共同体成立之初,英国始终“冷眼旁观”,直到1973年才正式成为欧共体成员。
从其后英国拒绝成为申根区和欧元区成员这两件事上就可以看出,英国其实是“身在欧洲心不在”,在涉及向欧盟让渡主权的问题上,总会出现一些抵制,保守主义特征明显。特别是过去数十年中,英国公众对欧盟制定的单一货币、统一欧洲等宏伟目标反应冷淡,参加欧洲议会选举的投票率不足30%,是欧盟成员国中投票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近代历史上,实行代议制的英国一共只举行过三次全民公投,其中两次涉及英欧关系。1974年——即英国加入欧共体仅仅一年后——取代保守党政府的工党政府就开始与欧共体重启谈判,以纠正对英国“不利的”加盟条件,并于次年就是否保持欧共体成员国地位举行了英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范围的全民公决。
虽然1975年的全民公决让英国保持了欧共体成员国地位,但对欧盟始终缺乏热情的英国,逐渐成了欧洲一个“勉强的伙伴”。析其原因,一方面是英国对没有成为欧共体六个创始成员国之一始终耿耿于怀,因为欧共体最初的条约和策略框架,都是为解决创始国之间共同关心的问题而设计,尤其照顾到法国和德国的利益;
另一方面,因为英欧之间在政治和文化传统上存在明显差异,比如英国的“议会主权”观念(被称为“议会之母”的英国议会享有至高无上的立法权)与欧洲联盟法的“最高效力”原则产生冲突;再如,作为英国国家传统的“自由主义经济理念”,追求加强欧洲单一市场的发展,反对欧盟在一些领域加强规制,更反对侵蚀国家主权、在政治上更紧密、联邦式的欧洲一体化。
“脱欧”与“留欧”阵营的对垒
事实上,从19世纪末开始,特别是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的实力不断下降,在经历“从岛国到‘日不落’帝国再到中等强国”的兴衰后,不得不逐渐调整自己曾经对欧洲大陆的“光荣孤立”政策,开始向欧洲回归。
有学者认为,丘吉尔“三环外交”思想(即英联邦和英帝国为第一环,英美盟友关系为第二环,联合起来的欧洲为第三环)的提出和后来的逐步调整,就是英国向欧洲靠近的现实主义外交的突出体现。今天,“三环外交”思想已经成为英国外交政策之根本,欧洲成为英国外交中的重要组成。
在“脱欧”与“留欧”两个阵营的对垒中,支持“脱欧”者认为,离开欧盟会减轻英国对欧洲援助的负担,赋予英国更完整的主权和更大的自主性;支持“留欧”者则警告,脱欧将造成英欧“双输”,会引发英国股市崩溃、房价暴跌、劳工短缺,伦敦全球金融中心地位将被严重动摇。
而仔细梳理历史就会发现,不管英吉利海峡上的风向如何、风力如何,英国这艘帆船,其实从来就没有真正驶出过欧洲海港的怀抱。
从古罗马人征服英格兰、将其作为古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到1066年欧洲诺曼人入侵英吉利、封建君主制在英国建立;从二战战事中英国发挥重要作用、并在“冷战”中携手欧洲对抗苏联,到1975年英国人投出超过67%的赞成票保持欧共体成员国地位,英国虽然对欧洲“犹豫、摇摆、矛盾、迷茫”,但从来没有也不可能与欧洲真正一刀两断。
“疑欧主义使英国的相当一部分人希望远离欧洲,而与欧洲之间巨大的现实利益又让英国每每在国力衰落时选择靠近欧洲,两相博弈,造成了英欧之间虽然走不近但也分不开的现状。”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前驻英大使马振岗说。
巨大的经贸利益是英欧之间一块强有力的磁铁。经济上看,欧盟是英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英国与欧盟国家的年贸易额超过6000亿英镑,占英国贸易总额一半以上。同时,欧盟既是英国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来源地,也是英国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
退出欧盟,意味着英国向欧盟的出口有可能重新受到英欧间贸易壁垒的制约,其吸引国外投资的能力及与之相关的就业也将受到不同程度影响。英国若脱离欧盟这个拥有7亿人口的巨大统一市场,短期内英国经济发展会受到冲击,英镑出现跌势、贬值,应不意外;而失去第二大经济体的欧盟也将遭受一场强度不低的金融震荡。
也有专家认为,基于英欧之间密切的经贸关系,英国即使“脱欧”,也仍将通过与欧盟的谈判,享受到此前单一市场中零关税、非关税壁垒的待遇。但冗长、复杂、史无前例的“脱欧”谈判至今仍未明确“后脱欧”时代的英国将与欧盟形成何种贸易关系的问题。
英国公投结果是“脱欧”,这是欧盟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成员国选择退出的情况,可以说是对欧盟一体化进程的沉重一击。而英国在退出欧盟与世界其他地区既有的自由贸易协定之后,也面临与包括美、中、日等在内的各方进行艰难而复杂的贸易协定谈判,用卡梅伦的话说,脱欧将使英国进入“长达十年的不确定期”。
英国与欧盟之间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即使不再是欧盟成员国,英国和欧盟也难避一种特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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