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意大利民众心态失落，对欧元区和欧盟怨声载道，不满度在欧盟国家中一直高居榜首，并为两大非主流政党迅速崛起提供了条件。但即便早有疑欧、反欧言论，“五星运动”和联盟党在选举期间对于欧洲一体化问题都刻意回避或降低调门，并未在此问题上主动发难。这一来是由于两党要尽量吸引中间选民就得避免极端性主张，二来就是因为意大利民众对此心态至为纠结： 脱欧可以是话题或议题，但一旦认真起来就会成为大问题。
欧元区或欧盟的身份问题可以是意大利政界引导民意对外宣泄不满的标靶，可以是改造民心、撕裂社会并让非主流政党迅速坐大的养料，也可以是它们要求欧盟减免债务，甚至向后者提出更多要价的筹码，但它不能被作为一个非此即彼的选项提出来，更不能像马塔雷拉总统这样“严肃地提出来”。
如果提前举行的大选将欧元和欧盟身份作为主题，无疑打破了过去10年间意大利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平衡状态：一个传统主流政党可以诿过于外、非主流政党得以安身立命和民众心理借以面对生活窘境的微妙平衡。
无论马塔雷拉总统对IMF前高管科塔雷利领导的技术官僚政府多有信心，但只要它能在议会中五星运动和联盟党的双重压力下完成制定新预算的任务，就已经功德圆满。如果甚至还能在背负沉重债务的压力下，稳定一下债务市场对意大利的信心，那就更是功德无量。难以指望其能为长期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提供更多。
在目前疑欧两党支持率相加已高达60%、还有一个称手的难民问题随时可用的背景下，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意大利几乎找不到一个可以举行提前大选并能确保民意有利于挺欧派、传统政党能够东山再起的时机。
法国模式
意大利的政局变化实质上是将自己无法化解的财政、债务难题抛给了欧元区，而将政治不确定性扩散到了欧盟。
在马克龙刚刚赢得大选时，对其前景不看好的欧洲舆论将他看作“法国的伦奇”，会成为冒进改革的牺牲品。但在马克龙意气风发、意大利政局陷入迷乱的当下，舆论又对“意大利的马克龙”付之阙如而扼腕不已。
意大利选举的前戏与法国很相似：民众苦于经济乏力、难民压境和政府无能，求变求新，故而将主流政党扫地出门，但随后展开的剧情迥异： 意大利迎来的不是破而后立的政治新局，而是被已经势大的反建制+极右翼抢班夺权，而后又被总统的“搅局”重新拖回到七年前的技术官僚老路上去。
法国模式没能被复制到近邻的意大利，经济乏力、举债度日和民众普遍缺乏获得感是主要因素。从2000年到2017年的18年间，意大利经济只增长了2.6%，在欧元区国家中垫底，而同期法国增长了22%，德国则是24%。这段时期恰恰也是欧元从无到有并改写意大利经济结构的时期。
欧洲单一市场和单一货币给各国的似乎是同等的发展机遇，但在现实中的不同境遇又令人困惑。
与德国通过强劲竞争力实现经济繁荣和财政盈余不同，意大利和其他一些南欧国家却似乎走上了寅吃卯粮、举债度日的路子。沉重的债务负担成为限制意大利经济扩张、民生改善的巨大障碍。
欧洲命运
科塔雷利（左）和马塔雷拉
民众尤其是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青年人先后经历了债务危机、经济停滞和难民冲击，亲身感受到巨大的失业压力和家庭生活水平的停滞甚至下降，对只知放债、紧缩的欧元区和无力也无意帮助意大利疏导难民的欧盟殊无好感。目前在欧盟各国中青年选民往往是挺欧派的主力军，但在意大利却不同，“欧元一代”的青年恰好也是“危机一代”的“受害者”。
而意大利“重民主、轻治理”、“重制衡、轻效率”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使得主流政党可以将国内问题解读为欧元区和欧盟等外来因素所致，轻易地推卸掉自身的责任，从而使问题不断积累，并不断丧失解决它的机会，终至沉疴难起。
当前意大利政局的迷乱让欧洲摆脱民粹冲击、欧盟重塑团结形象的努力大打折扣，很大程度抵消掉了此前马克龙带给欧洲的确定性。意大利的政治变化不会简单地重复始于2011年至今的动向，如果下次大选不能彻底破局，就很可能继续在技术性稳定→问题持续→改革冲动→政治失败这一怪圈中激荡不已，而欧元区和欧盟的身份问题将始终是意大利和欧盟之间的彼此折磨。
相比法国的眩目变化，意大利正在和即将发生的一切似乎更接地气，更能提供一个有关国家命运和一体化前景的真实场景：欧洲的前途并不握于马克龙之手而真真确确地系于如何脱离意大利之困。（编辑：薛笔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