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砖国家自成立伊始至今十余年，成员国家之间的凝聚力，以及这一联盟对国际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强。此次五国领导人在厦门的会晤使各界媒体以及学者再一次聚焦中国。
在地球村的另一边，新浪新闻在2017金砖峰会之际与约翰霍普金斯学者邓希炜对话。
邓希炜教授目前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担任国际经济学助理教授，也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麻省理工大学斯隆商学院及哈佛大学担任访问学者，并为世界银行及亚洲开发银行提供政策咨询。他的研究成果曾多次发表于世界顶尖经济学期刊《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Economic Review）、国际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等。
新浪新闻在与邓希炜教授的对话中，试图从不同的视角，多方位认识金砖，走进并且了解金砖五国在未来合作中将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金砖2001-2017
金砖国家这一名词在2001年由高盛领导人James O‘Neil首次提出。
“这五国的合作是一个必然趋势”，在和邓教授的对话中他提到。“试想，将近全世界一半的人口都聚集于这五国，他们又贡献了四分之一的世界生产总值，就算没有金砖这样一个名字，世界政治影响力和经济财富的重新划分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财富不可能永远握在少数人手中。”
如今，五国之间的政治与经济合作日益频繁。一个联盟概念的产生，首先使得每一个成员国开始全方位审视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相对与绝对优势，再者，这也驱使发展中国家加强相互交流，不仅主动寻找合作机遇，同时也积极创造新的可能。
由厦门始发的中欧列车是金砖国之间贸易往来增加的一个重要标志。据统计，这一列车班次在去年产生了约702亿美金的进出口贸易，大幅度降低了物流和时间成本。
金砖五国的厦门会晤标志着中国在主动迈向世界，寻求与世界的合作。近些年，中国与国际的频繁交流赋予大城市以多种角色。
厦门不仅是这次金砖五国会晤的中心，同时也是丝绸之路战略计划中的重要一站。然而，在这一长期合作中，中国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承担什么样的责任，都与国内外的政治经济环境密不可分。
国内的挑战
“近些年来，我们也观察到国内对外流资产的管控，” 邓教授提到。他在一篇与世界银行合作的论文中仔细探讨过这一问题。
但是，学者们所观察到到现象并没有使得中国放缓与世界接轨的脚步。自2012年以来，国际化不仅体现在中国积极参与国际论坛，包括参与金砖国家会晤和大力宣传并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也体现在人民币加入国际基金货币组织的国际提款特权（SDR）这一转换。
“那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两个看似相悖的战略同时存在呢？”
“是为了谨慎挑选投资项目。此后，中国不会再盲目地进行投资，而是转而有选择性地投资。”邓教授这样回答到。
“基于这一问题，我有这样几点猜想。首先，投资政策是与这几年的反腐方针相呼应的。一方面，中国希望提高投资质量，也就是说可观的回报率是最重要的，要高效的利用资本，而不是广撒网而不求精。这其中，针对非投资性的海外资产转移控制相对严格。”
“再者，管控资本外流是一个投资模式在转型过程中的过渡政策，在企业提高投资效率之前，避免资本浪费。2008-2009年的财政扩张给国有银行较大的自由为企业提供融资。当时是为了稳定投资率，保证市场活跃性。但这一举措的副作用是有相当一部分资产使用不当，被分配在回报率较低的项目。资本分配不均匀的明显表现就是，多数大型企业投资横跨多个领域，但是明显缺少针对性，挑选项目草率不够专业。”
“最后要提到的一点就是汇率。人民币在2016年被纳入SDR，保持市场对货币的信心也是必要的一点。不正规的资金外流和不可观的投资回报会使人民币国际化受到影响。”
在针对国内政治环境的分析中，邓教授提出以上三点。总结来讲，投身于多种国际化的会晤和协商，是为了更全面的了解国际环境。在与世界经济和金融接轨的过程中，一定会产生不可避免的摩擦，积极参与会谈本质上是为争取资源得到有效配置。
金砖五国的成员国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有自身的优缺点，企业的跨国合作必然会产生从交流模式到管理方式等一系列问题。如果各国领导层首先与各方建立起友好的关系，创造一个有益于交流和信息流动的大环境，那么企业在未来的多边合作中就更可能呈现正面态度，从而最大化相对优势（如资源的合理分配利用），并且互补不足。
国际竞争
“然而，G20和“薄荷四国”（MINT）等概念的存在会与金砖五国竞争。坦白来讲，金砖的成长在一定程度上是以G20的规模缩减作为前提（代价）的。但这些是不可避免的，就如同亚投行的建立同样给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带来了竞争。”
的确，国际组织的多样化已经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金砖五国建立在一个新颖的概念之上，她代表了发展中国家合作的新模式。以往，发展中国家前进似乎总少不了发达国家的指导和帮助，但是这样一个单方面学习的过程在无意识中否定了许多新的可能。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并不是完全适用于每一个发展中国家。按部就班的学习和模仿本质上就否定了每一个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特点。地域，气候，人文这些都是影响一个国家人口生活习惯以及状态的各方因素，而生活习惯又进而决定了人口的经济行为（存款，消费以及投资特点）和劳动力的相对生产优势。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更像是在没有一个准确答案为前提的状况下，发挥更多的自由度和自主权去创造出适合自身发展的模版。
“除此之外，金砖国家的合作会同时面对来自东南亚发展速度较快的小领土面积国家的挑战。因为他们的经济模式互补，相似的政治立场又使得他们很容易凝聚在一起。”邓教授补充道。
如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南亚国家之间的合作也是十分频繁的，这几年又有一个新的概念“薄荷四国”（MINT）提出，主要概括体现来自这些国家的竞争力。
然而，他们的合作模式的确警醒金砖国家。金砖国家的经济内容相对单一，侧重于贸易进出口，对于长期发展来讲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如今，金砖五国之间的合作注重贸易和建筑，多样化合作是另一个需要突破和创新的领域。”邓教授同时指出发展多样化内容的重要性。
在创造多样化经济的过程中，向发达国家学习是必须的，但更重要的是懂得如何在固定模版的基础上更新，设计并创造符合国家自身特点的模式。金砖这一概念一定会与各种已有和将来其它地域的经济联盟产生碰撞，中国需要在这些不可避免的摩擦中博弈，考虑多边关系和利益，并且和其它成员国共同稳步前行。
中国的角色
中国在金砖国家的合作发展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和邓教授的谈话回归到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ew DevelopmentBank）和应急储备安排（CRA）的建立。这两个在金砖概念下独立存在的金融机构有两个主要作用。
一是为了针对金砖五国的发展提供可用资金，二是为五国的醒目投资规避风险，其中应急储备安排的主要存在目的是为国际项目提供控制流动风险的资本保障。
而我们观察到，为应急储备安排的成立，中国单方投入410亿美金，俄罗斯，巴西，印度各180亿美金，南美50亿美金。而各国的可取用额度分别为，中国210亿美金，俄罗斯，巴西和印度各180亿美金，而南美100亿美金。
“为什么只有中国的可用额度和投入额度的差异如此之大呢？”
邓教授回答说：“中国希望发起合作，但却不希望主导合作。”
“中国的快速发展的确为不同地域的人口带来影响，而人们对快速改变和崛起的事物总是会抱有警戒心。尤其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东南亚国家。我们在越南时明显感觉到这种戒备。”
中国的未来是充满了无限多种未知的可能的，然而我们确定的是，九十年代初至今中国给自己的经济发展已经交出了一张满意的成绩单。这一成就的确值得国人骄傲，但同时让世界惊讶。面对中国，世界该持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友好，警醒还是担忧？面对这些不同的声音，中国有责任和义务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为自己，也为合作伙伴创造一个友善发展交流的环境。
我们的谈话很快结束了。然而，金砖五国的合作才刚刚开始，她的未来是有无限种可能的，也许会衍生更多的国际机构，也许会更专业独立地稳步成长。
这一长期合作的过程必然会带来不可预知的挑战和机遇，而中国将在这一系列活动中扮演多样化角色，其中责任和竞争并存。我们期望在厦门的金砖会晤中听到更多不同的声音，创建更多的可能。
（张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