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的叶弗列缅科在政治主张上支持叶利钦，现在，他的研究增加了些新视角，并在他的新书《创伤后的俄罗斯——国际关系不平衡发展条件下的社会与经济转型》中阐述了他的思考。叶弗列缅科认为，苏联应该被看做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它由意识形态、组织等元素组成。在体系形成的过程中，嵌入了一些内在缺陷，“起初不起眼，但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下就能够迟滞进程，从而导致体系被破坏。”他所说的“不起眼”因素，包括经济萧条、改革不到位、苏共内部分裂等7种内外因。正是各种因素“共振”，导致了在一定历史环境下苏联的轰然倒塌。
在追求自由、民主的口号下，解体后的俄罗斯一度陷入秩序混乱、寡头横行、分离主义情绪高涨的困境。格拉奇科夫表示，民主与自由“不过是西方人骗人的把戏”。特列宁对此质疑说，在社会制度尚未巩固的情况下，所谓“自由”，或许只是意味着强大一方对弱势群体的碾压，“失去力量的自由会导致混乱”。
重建国家意识形态日益成为俄罗斯思想界和知识界的共识。如叶夫谢耶夫所说，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有基于对历史正确认知和爱国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作为大国，必须有自己的世界观及其代表观点的理论基础。现年26岁的楚玛科娃年龄只有叶夫谢耶夫的一半，在这点上，他们丝毫没有代沟。楚玛科娃说：“每一个国家都需要培养热爱祖国并且为之骄傲的爱国主义者。”
4。“中国无需模仿西方发展道路”
莫斯科卡内基中心主任特列宁
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同样是无产阶级政党执政，苏联的命运难免让世界向中国投来关注的目光。作为中国学研究学者，格拉奇科夫今年来到中国3次。他十分欣赏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政治、经济发展等方面取得的瞩目成绩。他评价说，中国选择了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中国应坚持对革命理想、本国历史与价值观的忠诚信念”。格拉奇科夫把自己珍藏20多年的苏共党员证捐给中国以作纪念。
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正关注中国的发展，即使不是中国学的研究学者。阿洛扎娃认为，作为一个伟大民族的代表，中国“不需要选择模仿西方社会的发展道路”。
特列宁说：“中国可以更加谨慎、深刻地从苏联解体中吸取教训。”他建议说，要让经济改革在政治变革之前先行，让经济改革的成果为政治稳定发展提供保障。费多罗夫斯基认为，执政党只有更多地关注民众需求，才能更好巩固政权。
叶弗列缅科用“伟大”一词形容中国。他第一次到中国是苏联解体的前几个月，那时与中国的“相识”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如果说苏联那时已越来越深地陷入政治动荡中，那么中国则相反——它克服了政治不稳定的风险，在国际压力下坚定地迈出推进改革加快开放的重要步伐。”
让这位政治学博士颇为感慨的是，“1991年时，谁能想到1/4世纪后，世界秩序转型已不再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导？由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不仅能加速多极化世界的形成，而且可以重新确立欧亚和亚太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新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