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无数家庭进入“沉重时期”
格拉奇科与妻子
解体时的平静并不意味着后来的日子会一直持续这种平静。相反，许多家庭进入了一段“沉重的时期”。
解体后，格拉奇科夫89岁的母亲和他的哥哥姐妹都生活在乌克兰。他们的工作不稳定，薪水极低，生活艰辛，经常需要格拉奇科夫寄钱接济。生活在立陶宛的姨妈一家，日子也没好到哪里——立陶宛不得不从外购买曾经引以为豪的香肠、奶制品。“乌克兰曾是苏联时期最富足、经济最发达的共和国之一。然而现在，战火纷飞，国家贫困，这让人痛心。”叶弗列缅科很伤感。
历史系研究生盖伊1991年在克里米亚出生，虽然他的记忆里并没有“苏联故事”，但他也不得不承受“解体后果”。在他们一家看来，最无法接受的是克里米亚被强行留在了乌克兰。由于当年被切断的铁路交通至今未恢复，25年来，盖伊与生活在俄罗斯库班地区的亲戚只走动了两次，“走亲戚竟变成一件困难、昂贵而又十分令人怀念的事情”。
同样的影响几乎覆盖每一个家庭，“一家人的地理界线被显著改变了”，阿扎洛娃这样总结说。对于她的家庭，苏联解体一方面打开了通往西方的门——父母去了布拉格，更多亲戚前往德国；另一方面，曾经熟悉并喜爱的旅游线路被迫关闭，阿扎洛娃与爱沙尼亚、格鲁吉亚、乌克兰的许多朋友失去了联系。
“尤其是第一个十年，那是一个困难的时期。”叶弗列缅科表示，生活变化仅是一部分，他的世界观也是在这个时期“同改革时代的幻想诀别了”。
“这件事对我们的意识与心理产生的影响，是创伤式的。”格拉奇科夫感叹说，“对于所有人以及我的家庭来说，这是沉重的时期”。
俄罗斯独联体国家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弗拉基米尔·叶夫谢耶夫常常会这样假设：“如果苏联没有解体，我们不会有那么多的军事冲突；如果苏联没有解体，数百万的俄语居民不会毫无征兆地成为住在别人国家的人……”他认为，“苏联解体对人民来说是最大的悲剧，也是一次社会的倒退”。
历史不会有“如果”，经历了解体之痛的俄罗斯在“普京时代”迎来了转折，经济开始崛起，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感到“生活逐渐重回正轨”，“大国信心”开始恢复。随着90后和00后的出生，苏联以及那段创伤正在许多人的生活中渐行渐远，年轻一代没有历史背负，似乎比他们的父辈更容易“向前看”。
3。“轰然倒塌的背后，是无数不起眼因素的共振”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费多罗夫斯基教授
拉开时间的距离，可以让思考得到验证或是修正。苏联解体、休克疗法、西式民主、俄罗斯重振，经历了这些年之后再回首，又会有怎样的思考？
亚历山大·费多罗夫斯基是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的教授，他对于苏联为何解体的看法一直没有改变。他坚持，这是缺少拒绝教条主义的决断力和缺乏市场改革的连贯性造成的，内政外交、经济和社会文化领域改革也因此遇到了官僚体制的严重阻碍。
阿扎洛娃认为，共产党点燃了世界革命，并在苏联确立了建成共产主义的目标。但是在抵达目标前，意识形态淡去，物质资料短缺，这让民众开始更多地衡量生活质量。
